第一，关于对待契丹的态度。

石晋的建国得力于契丹贵族的支持，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契丹的关系问题，是石晋不得不面对的最为重大的外交关系问题。前已指出，石敬瑭开国及其治国期间对契丹政策总的趋向是“推心屈节”，力主屈从，但桑氏对契丹主屈从的基本态度亦并非毫无变化。天福六年（941）六月，镇州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耻臣契丹，抗表请求讨契丹，在此关键时刻，桑维翰密疏“七不可”，若就当时双方客观形势论，确有其合理之处。桑氏密疏，从安重荣抗表原因，晋、契丹双方力量对比，国家内政状况，对抗与和亲利弊等方面论证了维持与契丹修好的关系，有利于国家大局。其疏末云：“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农，俟国无内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这说明桑氏并非绝对主张对契丹屈从，一旦形势有变，时机成熟，还是主张改变这种屈辱现状。这点从晋、契丹进入对抗后，桑氏之态度上亦可证。《资治通鉴》卷二八四后晋开运元年（944）二月，契丹围晋高行周前军于戚城，因景延广救援迟延，晋军几乎覆灭，桑氏“引其不救戚城之罪”，景延广出为西京留守；同年六月，“或谓帝曰：‘陛下欲御北狄，安天下，非桑维翰不可。’”于是，“复置枢密院，以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无大小，悉以委之。”这些都表明其和亲未能得到实施后，他还是挺身而出，主张有效抗击契丹入侵，而非消极退避，完全无视朝廷摆脱屈辱地位的要求，尽管这对他而言是被动的，但确实反映他并非毫无条件地、永远地甘心屈服于契丹，而是有一种改变这种地位的意向，这也是他抵御契丹的长久策略。

第二，关于对待藩镇武吏的态度。

桑维翰虽“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但这只是在藩镇不危害国家安全和统治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在藩镇叛乱频仍、骄横跋扈的时代，桑维翰是力主预防、阻遏和打击藩镇势力的。1.预防藩镇骄矜跋扈。《资治通鉴》卷二八二载，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六月，镇州节度使安重荣抗表请讨契丹，桑维翰密奏说：“用兵则武吏功臣过求姑息，边藩远镇得以骄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桑维翰意在防止藩镇武吏乘乱骄矜跋扈。2.阻遏和打击藩镇势力。晋高祖天福二年（937）三月，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将作乱，桑维翰促晋高祖东巡汴州，以阻遏叛乱；六月，张从宾从范延光反，攻取河阳、洛阳，“引兵扼汜水关，将逼汴州”。在此危急关头，桑维翰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安定了人心，稳固了社稷。安重荣握强兵跋扈，时为泰宁节度使的桑维翰密表朝廷要拒绝其请，还请晋高祖巡幸邺都，“以杜奸谋”，阻遏安重荣叛乱。3.抑制、调移乃至降黜藩镇节帅和武臣。如杨光远“自恃拥重兵，颇干预朝政”，“奏请多逾分”，维翰“独以法裁折之”，又请分天雄之众，加光远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沉重打击和削弱了杨光远势力。相反，对忠心御边卫疆的藩镇，如卫国保边的得力藩镇冯晖，桑维翰则加以安抚。

第三，关于对国家社会的态度。

桑维翰忧虑国家存亡，关注天下民生。石晋建立之初，他就建议朝廷“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重视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他“理安阳除民弊二十余事，在兖海擒豪贼过千人，亦寇恂、尹翁归之流也”。尤其在相州任上，革除“罪一夫而破一家”之积弊，诏天下诸州普遍实行，“自是劫盗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

第四，关于治国之才。

桑维翰“才望素重”，其助石晋立国之才得到旧史家充分肯定。桑氏治国之才卓越，《资治通鉴》卷二八四载，开运元年（944）六月，“复置枢密院，以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无大小，悉以委之。数月之间，朝廷差治”。八月，“时军国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请辐凑，维翰随事裁决，初若不经思虑，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议之，亦终不能易也”。桑维翰于天福三年（938）十月受排挤罢去枢密使一职，天福四年四月废枢密院，因时为枢密使的刘处让奏对多不称旨，一旦复置枢密院，即以桑氏兼枢密使，其才能可见一斑。桑维翰经邦治国之才还表现在健全国家机构、选拔人才上。如复置学士院，注意选贤任能，除官公正。如除前耀州团练推官襄邑张谊为左拾遗，抵制以亲旧用事的冯玉除改不当之举。桑氏命官公正，亦可从其子授官之事上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