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朝桓温家世出身

    晋朝桓温家世出身

    本名:桓温,别称:桓宣武、桓征西,字号:字元子(一作符子)

    桓温(312年-373年),字元子(一作符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龙亢镇)人。东晋政治家、军事家、权臣,谯国桓氏代表人物,东汉名儒桓荣之后,宣城内史桓彝长子。桓温是晋明帝的驸马,因溯江而上灭亡成汉政权而声名大奋,又三次出兵北伐(北伐前秦、羌族姚襄、前燕),战功累累。后独揽朝政十余年,操纵废立,有意夺取帝位,终因第三次北伐失败而令声望受损,受制于朝中王谢势力而未能如愿。桓温曾在晚年逼迫朝廷加其九锡,但因谢安等人借故拖延,直至去世也未能实现。死后谥号宣武。其子桓玄建立桓楚后,追尊为“宣武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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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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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晋朝桓温家世出身

    根据《晋书》记载,桓温是东汉大儒桓荣之后。但据历史学家田余庆考证,桓温的高祖(或高伯祖、高叔祖)是三国时期在嘉平之狱中被司马氏诛杀的曹魏大司农桓范。

    谯国龙亢桓氏沦为刑家,在西晋并非高门望族。桓彝南渡后交结名士,跻身江左八达之列,并“志在立功”,曾与明帝密谋平定王敦之乱,使得家族地位有所上升。桓温是桓彝长子,未满周岁时便得到名士温峤的赞赏,因此以“温”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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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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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帝乙政治

    帝乙在位时期,商朝国势已经趋于没落。帝乙在位初期,仍以殷为都城;在位末期,将都城迁到沬(即朝歌,今河南省淇县)。

    帝乙军事

    东夷之战

    商王武乙在位时期,商朝国势日衰,东方的夷人各部趋于强盛,不断侵袭商朝统治地区,严重威胁商朝后方。帝乙以及其子帝辛在位时期,相继对夷人展开长期的战争。帝乙九年,帝乙得知夷人的夷方部族想要大举攻商,于是率军出征夷方,因中途遭到盂方(今河南睢县附近)军截击而回师。帝乙十年二月,帝乙率军击败盂方。同年九月,商军进至淮水流域的攸国,与攸国合兵进攻,大败夷方军。帝乙十一年五月,返回商都附近,前后费时达260天。

    帝乙十五年,帝乙再次率领诸侯远征夷方,

    到达雇(即顾,今山东鄄城东北)、齐(今山东淄博东北)等地,至帝乙十六年三月,胜利班师。帝辛继位后,因周族崛起,威胁商朝西面,打算移兵攻周,在黎(今山西长治西南)大规模聚集、检阅军队。东夷乘机大规模攻商,迫使帝辛全力经营东南,连年对东夷用兵。相传商军曾组织象队参战,经多次激烈战斗,终将东夷平定,俘虏众多夷人,以补充奴隶和兵员。帝乙、帝辛攻东夷之战,使商朝国力大损,加速商朝的灭亡,故有“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之说。另一方面,中原地区先进文化随着战争传播于东方,对东部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起着积极作用。

    人方之战

    人方(位于今黄、泗、淮流域,今山东、江苏、安徽一带),亦称尸方、夷方,是生活在商朝东部地区的一个夷人方国。人方发展迅速,经常进入商境攻掠,与商朝为敌。武乙在位时,曾攻打过人方。帝乙在位时,双方矛盾更为尖锐。帝乙十年,帝乙征调大量步兵亲自率领,并命东部属国攸国(今安徽宿州附近)国君攸侯喜,率领本国军队协同进攻方。商军从东部重镇大邑商(今河南商丘)东进,到达攸国东部边境城邑永(攸国东部数十里),以此为前进基地与人方军队交战。帝乙指挥商军列阵缓慢向前推进,进攻人方军队。同时命令两翼实施夹击,一举打败人方。两次攻人方都擒获敌首,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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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廪辛内服事务

    廪辛时期,商王朝的职官有中朝任职的内服官和

    被封於王畿以外的外服官之别。内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务官和内廷事务官。最高的政务官,是协助商王决策的“相”,又称“阿、保、尹”。王朝高级官吏统称卿士。三公,则是因人而设的一种尊贵职称、并不常设。另外有:掌占卜、祭祀、记载的“史”,掌占卜的卜、掌祈祷鬼神的祝,掌记载和保管典籍的作册(又称守藏史、内史),武官之长的师长,乐工之长的太师、少师。

    内廷事务官是专为王室服务的官员,主要是总管的宰和亲信的臣。臣管理王室各项具体事务,有百工之长的司工,掌粮食收藏的啬,掌畜牧的牧正,掌狩猎的兽正,掌酒的酒正,掌王车的车正,为商王御车的服(又称仆、御),侍卫武官亚,卫士亚旅,掌教育贵族子弟的国老,掌外地籍田的“畋(音‘田’tian/)老”。外服官主要有方国首领的侯、伯,有为王朝服役的男、有守卫边境的卫。

    廪辛时期,商朝政治制度的根本特点是内服与外服的划分,生活在商周之际的周公曾经在《酒诰》中这样概述其情况:“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

    廪辛外服事务

    内服是商王廪辛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外服

    是由邦伯所管辖的地区,这些邦伯分为侯、甸、男、卫几种,其中许多很可能是方国部落首领而臣属于商者。卜辞所载的侯有近50个,最著名的有仓侯、舞侯、犬侯、侯告、侯专、杞侯等。甸,卜辞称为“田”,“多田(甸)”即指许多甸职官员。男,在卜辞中称为“任”,著名者有而任、戈任、名任、卢任等。卫,作为一种武职,在卜辞中多称为“多射卫”、“多马卫”、“多犬卫”等,亦有单称为“卫”者。

    卜辞和金文所见商朝的内服官有五六十种,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百僚庶尹”。包括地位很高的旧臣、老臣以及商王的近侍之臣。其中还有负责出纳王命的史官。二是“惟亚惟服”。主要是与商王关系密切的军职官员。三是“宗工”。指负责王室祭祀和某些具体事务的官员。四是“百姓里君”。指管理地方上的诸族与普通民众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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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治周夷王在位时期,周王室处于衰落阶段,因此诸侯有的不来朝贡,而且互相攻伐。 周夷王曾听信纪国国君纪炀侯的谗言,将齐国国君齐哀公烹杀,并改立其弟齐胡公为君。军事周夷王在位时期,派遣虢国国君率军征讨太原之戎,一直攻到俞泉,获得一千匹马。外交周夷王在位时期,蜀国、吕国曾遣使向周王朝进贡,周夷王在黄河边以宾客之礼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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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穆王元年,穆王任命君牙为大司徒,伯同为太仆,申诫周政。周穆王十二年,穆王西征犬戎(居陕北神木,山西保德一带),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氏族),遂迁于太原(山西西南汾洮流域)。得炼赤刀,用之割玉如切泥。周穆王十三年,造父因为善于驾马被周穆王宠幸,穆王得良骥,遂以造父御马西征,至于青乌之所解(乌居三危山,在甘川交界处)。同年,淮夷大举西侵,前锋至芮国(今华阴境,为西入宗周的咽喉)。周穆王长驱归国,命录终(即《后汉书·东夷传》所称之楚文王)以成周八师伐淮夷,在古师(今湖北郧县东南八十里之“古塞”)安营扎寨。在此之前,白□父已率师省麸地至古师与录终会师,抄淮夷后路,淮夷崩退。周穆王十四年,西极之国(中亚地区)有化人(魔术师)来见,能入水火,贯金石,变化多端,穆王为其所惑,遂西游。途中得能工巧匠偃师,制木偶人肖似真人,能合乐拍歌舞。穆王携其同归宗周。周穆王十七年,西王母入周朝见,穆王以宾相待,赐居昭宫。周穆王三十七年,穆王大起九师,伐荆楚。周穆王三十九年,穆王大会诸侯于涂山(泰山下会稽山)。同年,周穆王东游,乐而忘返。陵翟致贿良马百匹,归还毕国宝器,想通过许男与毕达成和平协定,未果,随即侵略毕。毕人告警,周穆王派孟悉到毕地讨戎。同年,□戎侵□地,住防在堂地的白□率有司、师氏、虎臣追御戎于棫林(在凤翔境),执讯二夫,获兵、矛、盾、戈百余件,俘虏百余人。是役,□母健走聪敏,在军中参谋。九月既望,穆王妃王俎姜派内史友、员赐□玄衣,裸襟,以彰其功。周穆王四十年孟春,穆王归于南郑,命吕侯为司寇。周穆王五十一年,穆王命吕侯作《吕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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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安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

    韩安早在清末就矢志研读林学,民国初年步入林政部门任职,毕生致力于林业建设事业,50年如一日,是中国近代林业卓越的开拓者之一。

    韩安出身寒微,十余年刻苦攻读,考取公费出国留学,目睹“国中沿长江两岸皆童山濯濯,而日本则无山不青,有水皆绿”,因而立下攻读林学,绿化祖国的宏志,并成为中国最早获得林学硕士学衔的先行者。他于民国成立之初年学成归国,立即被北洋政府农林部延揽入山林司担任要职,是当时中国最早的林业专家出身的林政官员之一。他参加编辑中国第一份农林期刊——农林部出版的《农林公报》,并于1913年初在这份刊物上连载他所编译的《世界各国国有森林大势》一文,这也是中国人最早向国内介绍各国林业概况的科技文献。

    中国首次设置植树节始于1915年。当时的农商部总长周自齐采纳韩安、凌道扬、裴义理等人的意见,认为“欧美各邦,植树有节,推行全国,成效维昭”,乃报经大总统批准,于同年7月申令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每年在这天举行植树典礼,倡导植树造林。1916年4月6日的清明,在北京西山马金顶举行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庆典,同时要求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机关学校都要在植树节时广泛开展植树造林。这项活动每年照例举行,持续多年,以后渐渐流于形式,成了具文。国民政府时期依然推行不辍,但将日期改在每年3月12日,名称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每年届期,行礼如仪,但收效甚微,几乎失去当初倡立植树节林界诸元老的本意。

    韩安抵制“发放东三省森林”

    韩安在北洋政府农林部任职不久,即被派往吉林林业局任主任,1913年夏又被调到哈尔滨充任东三省林务局主任。农林部设置这两个局的主旨,在于“发放东三省森林”,借以获得发照押金的巨额收入。当时规定的“发放”办法由承领人自绘林场地图界址,出资承领,每领一份执照,只须缴纳几万元押金,便可承领天然森林二百方里,自行雇工采伐。韩安认为局方既无人往森林中实地勘测林界、林况,承领人便可随意扩大伐区范围,肆意滥伐无度,流弊无穷。他虽两次主持局务,但始终未曾签发一份执照,加以抵制。他请调回部后,力陈应予废止这项劣政,果被当政者采纳,使森林资源免遭恶运。

    韩安首创中国铁路造林事业

    北洋政府交通部为谋自筹供应铁路所需枕木、电杆,1918年决定设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商调韩安任所长,并借用农商部英籍林务顾问波尔登协同筹办。经勘定,在河南确山县属黄山坡及信阳县南鸡公山李家寨一带,收购荒山数万亩,开辟苗圃25处,每处面积200亩,选择适宜作枕木、电杆用的树种,大量育苗造林。每路置监督员一人,连同各苗圃的技术员均由农商部派遣。这是中国铁路育苗、造林护路的一项创举,开中国营造护路林之先河,每年造林数百万株。韩安还偕同波尔登前往陇海、津浦、沪宁、京绥各路视察,拟具这些线路的造林计划,报部采择施行。

    韩安协助创办兵工造林

    冯玉祥将军1920年任旅长时驻军信阳,他见到韩安经营的铁路苗圃,苗木茁壮葱茏,路旁林木翠绿挺拔,极为赞赏。与韩安见面交谈中,方知两人既谊属安徽巢县同乡又同庚,而且又同是贫苦出身,同是基督教徒,都目睹过清廷腐败,军阀混战,江山破碎,生灵涂炭的惨景,促使他们成为忧国忧民、向往革命的知音,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韩安向冯玉祥多次陈述森林的重要作用,导致他领导所属部队在鸡公山一带进行植树造林,韩安则提供大量苗木并给予技术指导,又开创了中国近代兵工造林之先河。鸡公山原有稀疏的天然次生林,海拔较高,风为旅居华中的西方人避暑胜地,经历年以来造林抚育以后,林木苍郁繁茂,鸟兽毕集,益成为华中旅游胜境,1988年已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冯玉祥后改任河南省督军,聘请韩安为顾问,参赞实业建设政务。1922年冯任检阅使时,驻军北京南苑,调韩安前往,再次协助该军进行兵工造林活动,林界传为佳话。

    韩安呼吁广植森林预防水患

    1917年夏,冀鲁等省连降暴雨,河水泛滥,京汉、京奉、津浦、京绥诸铁路纷纷告急。全国水利局会同交通部、农商部、京兆尹共商护堤护路措施。作为农商部佥事的韩安,主张营造水源林以护堤保路。经共同研商决定,协同办理北京地区各河流上游营造水源林,并选定密云县北的山谷一段为来年防水造林之起点,另在沿铁路及各河堤广造森林,固堤防坍。韩安后在《农商公报》发表的《造林防水意见》中语重心长地写到:“治河之事,不求根本之方,维听主工者各自为政,不相统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修堤也,塞口也,枝枝节节,岁岁不休,河堤愈高,宣泄无由,故终不免于溃决也。”他阐述水灾消长之原理,列举森林可增加雨水之树冠截量及其蒸发量、入土量,减轻雨水之冲击力,减少流水之挟沙力,延长冰雪溶解之时期。断言只有广植森林,才是预防水患之根本要图。他针对酿成北京水患的5条大河,主张首先对挟沙最多、为患最烈的永定、子牙两河,进行造林防沙治理。他忠告当局:“畿辅乃国家首善之区,防水为民生利害所系,尤宜积极为天下倡。所望当今之执政者,悯洪水泛滥之创痍,定十年树木之至计,毅然提倡,决然施行,将来京畿一带,佳木葱茏,河海清澄,国家人民同臻利福。区区之愚,不胜大愿。”其忧国忧民之心情,溢于言表。

    韩安重视森林调查,支持编纂树木志

    韩安于1916年任农商部林务处会办时,提出“我国树木种类极繁,泰西各国派植物专家前来研究采集者,年不乏人,我国提倡林业,亟宜将诸树木择其要者,辨别种类,审定名实。”他授命林务处调查科科长波尔登,“选择中国造林树种百余种,将其性质、土宜、用途等详加研究,逐一绘图立说,汇集成书。”美国著名植物学家E.H.威尔逊(Wilson)自19世纪末起先后数次来华,在中国西部大规模进行采集植物标本活动,韩安聘请他为植物学顾问。在波尔登及比利时植物学家J.赫尔斯(Hers)协助下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后因林务处裁撤,韩安离开农商部,威尔逊将所采集的标本及其记载携回美国,写成著名的《威尔逊植物志》(其中中国部分3卷),而留在农商部的一份标本,后竟丧失无遗。赫尔斯也写了《陇海沿线树产目录》一书出版,都得力于韩安的积极支持。

    韩安任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期间,多次派员赴秦岭、黄龙山等林区调查森林分布状况,并采集大量树木标本及木材标本。在担任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期间,曾先后派员调查大巴山及兴山森林、神农架原始林区、缙云山寺庙林,并通讯调查四川各县主要林木分布情况。1948年5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上,韩安还被推选为该委员会保存组组长。“本所鉴于中国幅员广袤,地跨寒、温、热三带,森林植物种类繁芜,其中有国计民生者甚多,惜无一整个系统之图籍,可供生产利用之依据。本所特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几度磋商,合作编纂《中国森林植物图志》。自本年度(1948年)起,预定10年内全部完成,因应国内林业界之需要,前5年出版主要森林树木,后5年出版次要森林树木,实为我国空前之巨著。现正编印第一卷,包括桦木科及山毛榉科10属,计图136幅,说明150页,明春即可出版。”这是中央林业实验所在1948年1月出版的《林业通讯》上刊登的一则报道。后由于时局变化,原定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仅出版了桦木科卷,但仍可见到韩安的远见卓识。

    韩安中国农、林学会组织的带头人

    中华农学会成立于1917年1月,韩安是最早的会员之一,后多次担任学会组织的某些职务。中华森林会在同年创立时,也得到韩安的赞助。森林会因故停止活动后,林学界又于1928年在南京筹备组织中华林学会,韩安与姚传法、陈嵘等10人均为筹备委员,并于同年8月举行了成立大会。1929年12月在中华林学会二届一次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筹募基金委员会委员。中华林学会于抗战后迁到重庆,第五届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监事、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在成都四川省建设厅任职,同时又被选为中华林学会成都分会理事。1943年他在林学会刊物《林学》上发表《造林与生产教育》论文。1947年11月,韩安等在南京代表中华林学会参加17个农业界各专门学会联合年会筹委会,担任常委,并作为主席团成员自始至终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林界这一最盛大的学会活动。这也是他与农、林学会结缘30年来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

    韩安主持创建中央林业实验所

    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决定于1941年夏设置了中央林业实验所,任命韩安为所长,邓叔群、朱惠方先后任副所长。韩安主持创建该所,初建时仅设造林研究、林产利用与调查推广3个组。中央大学梁希教授义务兼任林产利用组主任,所校双方合作进行研究。邓叔群在甘肃岷县设中林所西北工作站,拓荒研究,邓不久辞职,改由傅焕光接任。1945年,中林所在四川省南川县金佛山成立常山种植试验场,繁殖药用植物常山,又先后几次派员前往大巴山、神农架等林区调查采集。抗战胜利后,中林所于1946年迁到南京,几经周折,始由“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租借钟山北麓山地千亩,作为所址;同时接收南京附近的汤山、栖霞山、东流、牛首山、东善桥、龙王山诸林场,作为育苗造林、林业推广实验基地。重庆歌乐山旧所址改建为西南工作站。又将北平的原华北造林署造林会改为该所华北林业试验场,任命江福利为场长。另外还在河南登封设立嵩山示范林场,派徐承镕任场长。中林所的建制亦逐年扩大,由原来的3个组扩大为造林研究、木材工艺、林产制造、水土保持、林业经济、林业推广和森林副产等七个系,分别由程路云、陈桂升(代)、张楚宝、傅焕光(兼)、王战、葛晓东、孙醒东任系主任。傅焕光任副所长。农林部于1945年考选科技人员前往美国实习进修时,该所有傅焕光、张楚宝、陈桂升、杨敬睿、许绍南等膺选先后出国,1947年本所又选送李继书、贺近恪前往澳大利亚实习。1947年1月,中林所开办水土保持训练班,3月下旬结业后,成立了水土保持田间工作队,派任承统、朱莲青、沈梓培分别担任华北、华中、华南3个工作队队长。另派员会同W. S. 祁普乐(Chepil)博士在黄泛区进行调查并筹办防沙林场。韩安还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林业顾问、木材工业组组长、澳洲籍林业专家蓝卓支(G. W. Nunn)多次洽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林业恢复建设问题。1948年春,国民政府行政院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一次性拨款28亿多元(金圆券)给中林所举办工赈造林(当年全所经费每月只有5500万元“金圆券”,只及这项拨款的1/50)。从这年的3月7日起至4月6日止共雇用民工600余人,造林720万多株。这是韩安主持办理的最后一次植树造林活动。中林所曾先后出版过6种研究专刊,13期《林业通讯》。历年来在中林所工作过的科技人员累计有100多人。他们在韩安领导、培养下辛勤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锻炼提高,后来大多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林业科技骨干。

    韩安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

    韩安毕生致力于森林事业凡50年,勤勉不懈,数十年如一日。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以“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奉为座右铭。一贯作风朴实,遵守纪律,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不搞特殊化。他平易近人,用人兼收并容,没有派别偏见。他虽出身于金陵大学前身的汇文书院,但在主管任何单位时,只要学有专长,都容纳器重,发挥其所长,而不论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曾这样说过:“每一学科有一领导人为之倡,则必有能言能行之士从事研究,于是人材辈出,而事业得以发展”。韩安思想开朗,朝气蓬勃,不因循保守,不消极颓废。他作为冯玉祥将军的知交,早年曾参加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安徽曾设法营救过被捕的左派同志,但他从不炫耀他自己的光荣历史。他爱好书法,写一手好毛笔字,闲时经常临贴练字,陶冶情操。韩安的英文根基深厚,英语流畅,留学归来虽已隔了30多年,与外国人交谈时,依然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谈谐风趣。

    韩安告老退职以后,不甘心闲寂,潜心从事翻译外文经典书籍。他于1953年3月起开始翻译牛津大学第四版的达尔文著《物种起源》一书,同年12月便译完全书,曾得到钱崇树、乐天宇等人的赞助,将清稿于1954年寄到上海水祥出版社待刊,后因周建人也翻译了此书即将出版,韩安的译文遂未获问世。所译全书除正文14章外,他还将原书第6版中所载的《出版前物种起源思想简史》和增加的第7章《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反驳》以及第6版各章增订的段落对照译出,以见达尔文思想变化的梗概。1955年,韩安又翻译赫胥黎著的《达尔文传略》,译文有两万多字(不包括注释),曾由《达尔文主义遗传选种学教研通讯》铅印出版了抽印本。此外,他还与上海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合译过达波古斯原著的关于遗传学与物种起源有关的书。韩安的这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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