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朝司马德宗去世

    晋朝司马德宗去世

    中文名:司马德宗,外文名:Dezong Sima,别名:司马安德

    晋安帝司马德宗(382年―419年1月28日),字安德,晋孝武帝司马曜长子,晋恭帝司马德文同母兄。东晋的第十位皇帝,397年―419年在位。司马德宗即位后,内乱频发,国势日衰,419年驾崩。时年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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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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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晋朝司马德宗去世

    义熙十四年十二月戊寅日(419年1月28日),晋安帝驾崩于东堂,时年三十七岁。死后其弟司马德文继位,是为晋恭帝,改元元熙。元熙元年(419年)正月庚申日,葬晋安帝于休平陵,陵址位于今江苏省江宁县的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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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炎帝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制耒耜,种五谷,奠定了农工基础。耒耜的使用和种五谷,解决了民以食为天的大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类由原始游牧生活向农耕文明转化创造了条件。

    二、立市廛,首辟市场。据《周易·系辞下》载,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发明的以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市场是中国货币,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

    三、治麻为布,民着衣裳。原始人本无衣裳,仅以树叶,兽皮遮身,神农教民麻桑为布帛后,人们才有了衣裳,这是人类由朦昧社会向文明社会迈出的重大一步。

    四、作五弦琴,以乐百姓。据《世本·下篇》载,神农发明了乐器,他削桐为琴,结丝为弦,这种琴后来叫神农琴。神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这种琴发出的声音,能道天地之德,能表神农之和,能使人们娱乐。

    五、削木为弓,以威天下。神农始创了弓箭,有效地防止了野兽的袭击,有力地打击了外来部落的侵犯,保卫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成果。

    六、制作陶器,改善生活。在陶器发明前,人们加工处理食物,只能用火烧烤,有了陶器,人们对食物可以进行蒸煮加工,还可以贮存物品,酿酒,消毒。陶器的使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对人类的饮食卫生和医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尝百草,心系全民。《淮南子》记载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韩非子·五蠹》说:"民食蛤,腥躁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记载描述了炎帝神农氏及先民们在采集活动中,逐渐发现,由于误食了某些动植物,会发生呕吐、腹疼、昏迷、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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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汤家族背景

    商族兴起于黄河古道下游的商丘。商部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这个部落的始祖叫契。传说契的母亲简狄洗澡,忽然发现燕子下了个蛋,吃了以后便怀孕生契。所以古代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

    夏朝自孔甲继位为夏王以后,“好方鬼神,事淫乱”(《史记·夏本纪》),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猎玩乐,使得人民怨恨,诸侯反叛。由于国力衰弱,也无法控制各诸侯国势力的发展。

    在夏朝的诸侯方国中,商国自上甲灭有易以后,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农业和蓄牧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促使商族由氏族制过渡到奴隶制。为了向外发展势力,掠夺更多的奴隶和财物,在上甲微到主癸的六个商侯时,曾两次迁徙,一次是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一次是由殷又迁回商丘。到了主癸时,商国已是一个具有国王权力的大诸侯国了。

    商汤统领商国

    主癸死后,由他的儿子汤继位为商侯,仍建都商丘。

    商国从始祖契开始,到汤的时候已经将都城迁了八次。商汤继主癸作诸侯时,夏朝的统治者是桀,他骄侈淫逸、宠用嬖臣、暴虐无道,对民众及所属方国部落进行残酷的压榨奴役,引起普遍的憎恨与反对。夏朝的统治风雨飘摇,国势渐衰。商汤为了准备灭夏,在夏桀十五年,将商国的国都由商丘(今河南商丘睢阳区西南)迁至亳(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西南)。汤在亳这里营建新国都、积蓄粮草、招集人马、训练军队,为灭夏之战创造有利条件。本来商国曾被夏王朝授与“得专征伐”的大权(《史记·殷本纪》、《集解》),他要征伐谁可以不经夏王的批准而有权出兵。但是汤准备征伐的并不是一般的侯,而是统治全国的夏王朝。商汤时,商国地域不过七十里,他为了削弱夏王朝的势力,排除灭夏的障碍,争取更多的诸侯反夏,首先就从商国的邻国葛国开始,葛国是夏桀的耳目,紧邻商国的西部,是阻挡商汤西进攻夏的第一个障碍,商汤第一个就消灭了葛国。

    商汤卧底斟鄩

    商汤与有莘氏通婚后,运用贤臣伊尹和仲虺为左右相,以亳(今

    河南商丘市谷熟镇西南)为前进据点,积极治国,准备灭夏。

    商汤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争取民众和与国的政策,开展了揭露夏桀暴政罪行的政治攻势,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在军事战略上,他在贤臣伊尹、仲虺的有力辅佐下,巧妙谋划。

    伊尹向汤出谋,由他亲自去夏王都斟鄩(今河南洛阳偃师)住一段时间,观察夏朝的情况。汤准备了方物(土特产)、贡品,派伊尹为使臣去夏王都朝贡。伊尹带着随从、驾着马车、驮着方物、贡品来到夏王都。伊尹在夏都斟鄩,取得夏王妃妹嬉的宠信。三年后的一天,妹嬉对伊尹说,桀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两日并出,相互搏击,一日胜,一日不胜。伊尹认为,这是灭夏的时机到了,迅速回到商国的都城亳(今河南商丘谷熟镇西南),告诉了商汤。

    伊尹向汤献计说:“夏自禹建国以来,已经历四百多年,夏王是天下尊崇的共主。虽桀暴虐无道,民有怨恨,但在诸侯中仍有威信,故不能很快伐桀,只有等待时机再行动。”于是伊尹和仲虺商议后,向汤献了一策,就是不能急于出兵伐桀,还要蓄积更大的力量,继续削弱拥护夏王朝的势力,等待时机。汤接受了伊尹的主张,做了积极的准备。

    商汤发兵被俘

    时逢百年不遇的大旱,商王国赤地百里,但商汤决定发兵。夏桀举行盟会

    ,有缗国未到,并且公开叛乱。夏桀决定先灭有缗,再灭商。与有缗的战争使夏桀尽失精锐之师。

    自夏桀灭有缗氏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在夏王朝的诸侯、方国中,虽然叛离者不少,但拥护夏王朝的也还不少,忠实于夏桀的也不是没有。在东部地区就有三个属国是忠于夏桀的:一个是彭姓的韦(今河南滑县东),一个是己姓的顾(今山东鄄城东北),一个也是己姓的昆吾(今河南境内)。这三个夏属国的势力都不小,他们所处的地区又与商较近。汤灭葛以后,又征服了一些不归顺商的诸侯、方国,所谓“十一征而天下无敌”。但这三个方国执意以商为敌,他们监视着商汤的活动,还经常向夏桀报告。

    汤和伊尹、仲虺决心除掉这三个夏桀的羽翼。夏桀二十二年,就在准备进征韦时,夏桀得知汤还在继续征伐诸侯,扩大商的势力,于是派使臣至商国召汤入朝,汤没有拒绝就带领随从来到夏王都。夏桀得知汤已来到,就下令将汤囚禁在夏台。

    商汤夏桀释汤

    夏桀二十三年,伊尹和仲虺得知夏桀将汤囚禁起来以后,就搜集了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献给夏桀,请求释放汤。夏桀是一个贪财好色之徒,看见商送来的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非常高兴,也就下令将汤释放回商。夏桀囚汤之事在诸侯、方国中引起了更大地恐慌,纷纷投奔商,愿助汤灭夏,同一天就有五百个诸侯到汤那里去任职。汤回商以后,被囚禁的痛苦经历使商汤更坚定了灭夏的决心。

    商汤挥师西进

    见叛夏归商的人愈来愈多,就和伊尹、仲虺商议征伐韦国和顾国的事。经过一番谋划和准备之后,汤和伊尹就率领了助商各方的联合军队,先对韦国进攻。汤率大军压境,韦连求援都来不及,很快就被商军灭亡。韦国被灭,顾国势单,汤接着又挥师东进,乘胜也将顾国灭了。韦、顾二国的土地、财产、人民尽归商所有。

    商汤商灭昆吾

    夏桀下令罢兵不征伐商,可是一年之后,昆吾的夏伯自恃其能,率军向商

    进攻。伊尹见昆吾死心塌地效忠于夏桀,一心与商为敌,就请汤率军迎战昆吾。一战而大败昆吾军,再战而杀夏伯灭昆吾,并昆吾土地、入民入商。汤还采纳伊尹的建议,停止朝贡夏朝以试夏桀的实力。消息传到夏都,桀召九夷之师攻商,商汤见桀还能调动九夷族的兵力,知道夏的势力还很强大。商汤知道时机不到,就马上向桀请罪,卑辞厚礼表示臣服,恢复进贡,去掉了桀心中的芥蒂,赢得了等待时机的时间。一年后,因桀反复无常,昆吾又是助桀为虐,与商为敌,九夷的首领们也看出夏桀不会长久,就不听调遣。九夷族忍受不了桀的残暴统治,纷纷叛离,使桀的力量大为减弱。

    商汤兴兵伐夏

    夏桀的贤臣关龙逢多次进谏,桀甚为愤怒,将关龙逢处

    死。太史令终古把占卜的凶兆,哭泣着送给桀,桀不屑一顾。终古逃到商国,商汤大喜,将此事遍告诸侯,商汤就选择了这个有利时机,开始做灭夏的准备。

    公元前1666年,商汤在景亳(今河南商丘北)誓师,宣告夏桀的罪行,商汤正式兴兵伐夏。汤和仲虺、伊尹率领由七十辆战车和五千步卒组成的军队西进伐夏桀。夏桀调集了夏王朝的军队,开出王都。夏商两军在鸣条之野相遇,展开了大会战。

    会战开始之前,汤为了鼓动士气,召集了参加会战的商军和前来助商伐夏的诸侯、方国的军队,宣读了一篇伐夏的誓词,称为“汤誓”。商军经汤动员以后,士气大振,都表示愿意与夏军决一死战。两军交战的那一天,正赶上大雷雨的天气,商军不避雷雨,勇敢奋战,夏军败退不止。夏桀见兵败不可收拾,就带领五百残兵向东逃到了三㚇(今山东定陶北)。三㚇是夏王朝的一个方国,三㚇伯见夏桀兵败逃来,立即陈兵布阵以保夏桀,并扬言要与汤决一死战。汤和伊尹见夏桀投奔三*,即摩师东进。商军和三*军在(成耳)(今山东汶上北)交战,结果商军打败三*军,杀了三㚇伯,汤将夏桀流放在南巢的亭山,商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夏桀就忧愤病死在亭山。

    汤和伊尹为了彻底消灭夏王朝的残余势力,又率军西进。因为韦、顾、昆吾和三*这样一些较有势力而又忠于夏的方国都被商汤所灭,商军在西进的路上就未遇到大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夏都斟(寻耳)。夏朝的亲贵大臣们都表示愿意臣照于汤。汤和伊尹安抚了夏朝的臣民后,就在斟(寻耳)举行了祭天的仪式,向夏朝的臣民们表示他们是按上天的意志来诛伐有罪的桀,夏后氏的“历数”(帝王相继的世数)已终。这就正式地宣告了夏王朝的灭亡。汤先征伐韦、顾两国,然后灭昆吾和夏桀。

    汤和伊尹在夏王都告祭天地以后就率军回到了亳(今河南商丘谷熟镇西南)。这时期商的声威已达于四方,各地的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的酋长们部纷纷携带方物、贡品到毫来朗贺,表示臣服于汤。数月之间,就有“三千诸侯”大会于亳(《逸周书·殷祝》)。

    商汤建立商朝

    汤经过二十年的征伐战争,灭了夏王朝,统一了自夏朝末年以

    来纷乱的中原,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所及,远远超过了夏王朝。汤灭夏后奠定了商王朝疆域的基础。由于商汤以武力灭夏,打破国王永定的说法,从此中国历代王朝皆如此更迭,因而史称“商汤革命”。

    汤对前来朝贺的诸侯皆以礼相待,汤自己也只居于诸侯之位,表示谦逊。“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史记·殷本纪》)。也就是在“三千诸侯”的拥护下,汤做了天子,告祭于天,宣告了商王朝的建立。

    汤建立商朝后,对内减轻征敛,鼓励生产,安抚民心,从而扩展了统治区域,就连远居黄河上游,氐人、羌人部落都来纳贡归服。

    商汤百岁而崩

    汤十九年至二十四年,连续五年的大旱,粮食绝收,汤亲自在

    国都旁的桑树林里祈祷,不多时大雨乃至。

    汤二十五年,商汤命伊尹作《大濩乐》。初巡狩,定献令。

    汤二十七年,商汤迁九鼎于商邑(今河南商丘)。

    汤二十九年,商汤百岁而崩。

    详细点击:【商朝:商汤】

  • 姒相在姒中康病死后继位,相继位时,年龄还很幼小,因后羿带兵进逼,相被羿赶出夏朝都城,都城迁至商丘。那时商部落已迁徙到西北,于是商丘便成了夏朝的帝都。此时相的势力虽然弱小,但有先祖夏禹功德在民,依然有一部分诸侯遵奉相的命令,特别是得到了同姓诸侯斟灌氏、斟鄩氏的支持。

    相继位后的第八年,由于后羿因恃其武力,不修民事,日日以田猎为乐,不用其良臣武罗、伯姻、熊髡、尨圉而相信寒浞。遂被后羿的助手寒浞指使后羿的门生、贴身卫士逄蒙所杀,进而寒浞派儿子浇带兵进攻斟灌。相力量弱小,只好再次逃往帝丘。这时,相曾先后征伐过淮夷、风夷、黄夷等部落。不久,于夷来朝见,服从于相。

    第二年,浇又带兵奔袭帝丘。在一天晚上攻入城中,杀进相的住处。相眼见难以脱身,就拔刀自刎而死。相早已娶了有仍氏国君之女后缗为皇后。妃有仍氏女曰后缗,归有仍,生少康。

    相死,寒浞篡夺王位,使夏朝中断了40年。

    相的后人中有一支以“相”为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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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封诸侯周武王得灭商后,为了巩固全国政权,自夜不寐。 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追封父亲为文王,另外作出一系列政策调整:将枉死于纣王之手的比干改葬,释放被纣王禁锢的箕子。对其他部落实行大分封:神农氏的后人封于焦,黄帝的后人封于祝(江苏赣榆),尧的后人封于蓟(天津蓟县),舜的后人封于陈(河南淮阳),夏朝的后人封于杞(河南杞县)。将纣王的儿子武庚安放在商朝的首都殷。为了包围武庚的地盘,又分封了自己三个弟弟:管叔鲜于管(河南郑州),蔡叔度于蔡(河南上蔡),霍叔处于霍(山西霍州),是为三监。为了加强对已经受周朝的控制下土地管理,对周的开国元老实行大分封,如将吕尚封于齐,公旦封于鲁,召公奭封于燕,叔鲜封于管,叔度封于蔡。据记载,周初总计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中兄弟之国15个,同姓之国40余个。继而派兵征讨商朝各地残余力量以及东夷势力,据记载,当时共讨伐了九十九国,有六百五十二国向武王臣服。还封了一些前王之后,如焦、祝、蓟、陈、杞等。为了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治理好国家,武王专门把箕子接来镐京,虚心请教安邦治国之道。根据箕子讲述的道理,他同姜太公、周公旦等商议,决定将古时已有但还未完全形成的宗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和确定下来。即把全国分成若干个侯国,由周天子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做出了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各诸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从天子调遣,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允许封侯世代承袭,并可在封国内分封卿、大夫;天子对诸侯有赏罚予夺之权,对封国中分封卿、大夫也有权过问。毫无疑问,武王实行的封邦建国方略,相对于商朝那种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来说,显然是一个进步。它确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在当时起到了巩固和加强全国统治的作用。巨桥发粟巨桥,大桥也,古桥名,位于今广宗县张葛集村。茅以升《中国古桥技术史》称“巨桥”,为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一座多孔梁式大型木桥。《水经注》载:巨桥东畔建有巨桥邸阁,史称巨桥仓,为中国第一仓。商纣王时期,巨桥为朝歌、殷都、邯郸、沙丘间御道中心城邑,建有离宫别馆。周武王灭纣后,遣南宫括散发巨桥仓的粮食,赈济饥民,史称巨桥发粟。孟津观兵周武王即位后的第二年,率大军先西行至毕原(今陕西长安县内)文王陵墓祭奠,然后转而东行向朝歌前进。在中军竖起写有父亲西伯昌名字的大木牌,自己只称太子发,意为仍由文王任统帅。大军抵达黄河南岸的盂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有800诸侯闻讯赶来参加。人心向周、商纣王孤立无援的形势已形成,诸侯均力劝武王立即向朝歌进军。武王和姜尚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在军队渡过黄河后又下令全军返回,并以“诸位不知天命”告诫大家不要操之过急。因时机还未完全成熟,还是班师回朝了。这次灭商预演,史称“孟津之会”或“孟津观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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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众多史料都记载周昭王崩于汉水,但如何落水却众说纷纭。梁败说《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于汉中。”所谓梁败,即为“桥梁倒塌”。按照这种种说法,周昭王死于桥梁垮塌。周人在汉水上架设浮桥,但不知何故,桥梁垮塌,昭王落水而死。船解说皇甫谧《帝王世纪》称:“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周昭王率领六师而来,以当时的造船技术,如此多的人过江只能分坐多艘船只才可以。既然分坐必定有先有后,而昭王以周天子之尊,不可能坐在前行的船中。先行的船必然会首先脱胶解体,后面的周昭王不可能明知前船已解体而仍然坐这样的船过江,更不可能先后出发的船只同时解体,致使六师全部沉水。如果真的因为胶船解体而导致周昭王殒命,楚国难辞其咎。但继位的一代雄主周穆王南征北伐,其军队的力量不可谓不强,如果昭王死于楚人之手,以穆王之强,面对军国之辱、君父之死,不可能不对楚国采取复仇行动,然则史实却是穆王非但没有任何报仇举动,反而曾与楚军连手殄灭了正在勃然兴起的徐偃王。翦伯赞在《中外历史年表》中对胶船解体的说法认为:“此系晋人之说,不知何本。”对皇甫谧之说持怀疑态度。郦道元《水经注》也有类似记载:“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胶舟以进之,渡沔水中流而没死。”这显然是皇甫氏说法的一个翻版,只不过将汉书改成了沔水。但这一说法连郦道元自己也似乎不太相信,因此他在他这段话的后面缀上“村老云”字样,以示难于凭信,仅供后人参考。地震说此外,还有地震说。这种说法依据的是今本《竹书纪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的记载。其中的“雉兔皆震”,被理解为大地震,周昭王南征楚国、兵败身死的史实不是人为因素,而是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周人信仰天命,史官对地震这样意味着天罚而导致周天子之死的事件采取避讳态度,是为了避免公布周昭王死因真相后引起社会动荡,动摇周人的思想统治基础。如果这件事被天下诸侯知道真相,周王朝所一直宣称的“真龙天子,皇权神授”之说就会受到严重质疑。鳄鱼说鳄鱼说的依据同梁败说,并串联战国《公输》一文中墨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认为周昭王不是淹死于汉水,而是被水中觅食的鳄鱼咬死。根据《公输》记载,犀牛(兕)产于云梦泽,汉江是鳄鱼(鼍)横行的地方。周师遭遇梁败后跌落汉江,惊扰鳄鱼,周昭王不幸命丧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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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安生平事迹

    韩安于1898年就读于南京汇文书院,190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07年夏天赴美国深造,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和密歇根大学,分别获得理学学士和林学硕士学位。

    1912年回国后,他历任吉林省林业局和东三省林务局主任、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所长等职;1922年任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授兼林学科教务主任。次年,他接替梁希,兼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主任。他是最早在中国农业大学前身担任教授和林学科教务主任及森林系主任的学者之一。他为当时的森林系的建设与发展,为中国近现代林业教育的开拓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后,他历任察哈尔特别区实业厅厅长、绥远特别区实业厅厅长兼垦务总办、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省会安庆市市长及教育厅厅长等职。1929年后,他历任山东省青岛市政府参事、青岛市教育局局长、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主任、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四川省建设厅生产计划委员会农业组主任委员、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等职。

    韩安年轻时立下攻读林学、绿化祖国的宏志,成为中国最早获取林业硕士学位的先行者。他参加编辑了中国第一份农林期刊——农林部出版的《农林公报》,并于1913年初在这份刊物上连载发表他所编译的《世界各国国有森林大势》一文,这是中国人最早向国内介绍世界其它各国林业概况的科技文献。

    1915年,当时的农商部总长周自齐采纳韩安、凌道扬等人的倡议,在中国设立“植树节”,经“大总统”批准,于同年7月申令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规定每年这一天举行植树典礼,倡导植树造林。国民政府时期依然推行不辍,但将日期改为每年3月12日,名称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

    1917年夏,作为农商部佥事的韩安,提出营造水源林以护堤保路的建议。他在《造林防水意见》一文中阐述了水灾消长的原理,并向当局提出了忠告。1918年,他担任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所长期间,为提供修筑铁路所需枕木和电线杆,营造大面积苗圃,开中国营造护路林之先河,为中国铁路育苗、造林护路的一项创举。

    1920年,他多次向冯玉祥陈述森林的重要作用,并促成冯玉祥领导的部队在鸡公山一带开展植树造林活动。这一举措又开创了中国现代兵工造林的先河。20世纪40年代,他担任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后,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林业事业的发展。

    韩安从事林业事业50余年,并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为人气度宽宏,用人兼收并容,没有门户偏见,自书一联:“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以此作为座右铭。

    韩安成长经历

    韩安,著名林学家,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他是中国出国留学生中第一个林业硕士学位的获得者,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位林学家出身的政府官员;他最早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林业概况,建议国家规定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并率先创办铁路沿线育苗造林、兵工造林事业。主持创建中国第一个林业科研机构——中央林业实验所。他重视林业科研教育、森林资源调查、树木定名修志,培养了大量林业人才,为中国近代林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韩安,字竹坪。1883年1月17日出生于安徽省巢县西秦村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中生活穷困,韩安童年便在家里参加砍柴放鸭等劳动。在家乡上过短时蒙馆。9岁时,随父母移居芜湖,父亲在店铺当雇工,母亲为居家附近的二街福音堂传教士浆洗衣服,养家糊口。韩安在福音堂教会小学免费走读。由于他学习刻苦勤奋,成绩优良,15岁时被学校保送到南京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前身)继续攻读。汇文书院是美国在华陆续创立的13所高等学校中开办最早的一所,设有文理科、医科、圣经班和附属中学。韩安先在中学部就读,毕业后升入大学文理科,他依靠在学校按作息时间打钟等勤杂工务,半工半读,以解决食、宿、学费。由于受到美籍院长J.C.福开森(Ferguson)等人西方教育,英语水平较高,数理化基础扎实,同时也读了不少四书古文。1904年他在第七届5名毕业生中成绩最优,曾受到两江总督周馥召见并颁发七品京官札证。韩安毕业后被留校任教,其授课内容大都为平时所学的英文、数学、格致(物理)、化学。他在汇文上学9年中,曾利用暑假,一次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两个月;另一次前往江西九江岭,协助西人翻译教会书籍兼代卖书,以所得微款补助学期零用。留校任教后,又一度被派往日本出席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对日本的青山绿水留下了深刻印象。1907年新任两江总督端方自欧美考察归来,招考男女学生派往美国留学,韩安应试被录取在10名男生榜首,时年25岁。同年夏进入纽约州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主攻化学,1909年毕业获得理学士学位。他想再学一门实用科学,以便返国后有所建树,遂又立志研读林业科学技术,以改变故国家乡穷山恶水面貌。1911年,他又获得密歇根大学林学硕士学位。这是中国出国留学生中第一个获得林学硕士学位者。这年国内先后爆发反清的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等革命活动,政局动荡不定。他自忖农林关系密切,不如留下进一步学习美国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报效祖国,于是又转往威斯康星大学农科学习1年,于1912年夏离美回到辛亥革命已告胜利的北京。

    北洋政府农林部任命韩安为该部山林司佥事(相当于当今的科长职)。初时协助编辑《农林公报》,嗣后被派往吉林林业局和东三省林务局任主任,“以中央与地方权责未分,所需设备、人员与经费皆无,难有成就”等原因,1913年请调回北京,在农林、工商两部合并后的农商部继续任佥事。1914年3月,农商部应菲律宾林务局之邀,派韩安前往菲律宾考察,历时3个月,后发表调查报告,对菲律宾政府各部及所属局的组织与职责范围叙述甚详。1915年4月,韩安与农商部林务顾问、菲律宾林务局长W.F.余佛西(Sherfesse)前往南京,会同金陵大学林科教授J.H.芮思娄(Reisner)、J.裴义理(Bailie)及安徽第一甲种农校校长金邦正调查安徽山林概况,后在调查报告中建议政府劝告无地人民承领官荒山地造林,并划沿江淮两岸及本省境内津浦铁路两旁为造林区域,建设苗圃育苗,以低价或无偿分给人民自植。所造之林即为承领人所有,自行保护。这和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所定的“谁种谁有”政策如出一辙。

    1916年1月,农商部增设林务处,管理全国森林事务,设督办一人由农商部次长金邦平兼任,另设会办两人,规定“以确有森林学识经验者充任”,佘佛西和韩安二人担任会办。同年10月,农商总长易人,将林务处裁并人农业司。韩安于1918年接受交通部任命,调充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所长,兴办铁路沿线育苗造林。在此与冯玉祥将军结为深交,以后多次合作共事。1922年,韩安曾应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金邦正之邀,任教务主任兼森林系主任。

    1924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先后任命韩安为察哈尔特别区实业厅厅长、绥远特别区实业厅厅长兼垦务总办,对两省区的林业、农业以及地方工业多有建树。1926年1月,冯玉祥的“国民军”遭到奉系和直系军阀的联合进攻,韩安作为翻译随冯取道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前往苏联考察两月,后冯派韩安经由海参崴前往广州与国民党联系出兵北伐,事毕返居上海作为西北军与苏联住沪领事馆的联络员。韩安于这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北伐战争胜利后,韩安于1927年10月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省会安庆市市长,次年3月改兼教育厅厅长。他将安徽省农学院改名为劳农学院,以示劳动伟大光荣。1929年韩转任山东青岛市政府参事、翌年改任市教育局长,不久辞职赴汉口,受聘为平汉铁路局顾问,参赞和筹划路局农林事务。

    国民政府于1933年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在西安设置西北办事处,次年韩安任该办事处专员、1936年擢升主任,负责举办西北水利、卫生、公路、合作社、农贷等经济业务。在此期间,他积极任用国内外著名的科技专家。主持建成泾惠、洛惠、湄惠、渭惠等水利工程;建成西安至兰州、汉中、广元、天水等公路。同年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德藉林学家G.芬次尔(Fentzal)逝世,韩安被派兼任遗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抗日,林务局技术科科长乐天宇曾伴韩安同往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与林伯渠等老一辈革命家接触交谈,并酝酿过在陕北解放区设立林务分局,后因故未能实现。翌年,经委会西北办事处结束,陕西林务局亦并入农业改进所,韩安遂离陕入川,受任四川省建设厅生产计划委员会农业组主任委员。

    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采纳林学界多年的意见,于1941年决定设置中国第一个林业试验研究中心——中央林业实验所,韩安在冯玉祥、钱天鹤等举荐下被任命为所长,于同年7月在重庆歌乐山成立,原中央农业实验所的森林系同时并人。当时正处在抗战艰苦阶段,人力、财力、物力均极困难,韩安惨淡经营,苦心煞费,经过7年的努力,终于初具规模,成绩显著,成为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业绩。1948年末,南京国民政府机关纷纷南迁。韩安于1949年1月辞所长职,被任命为农林部顾问,改由傅焕光任所长。同年韩安举家迁往西安。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任命他为工程师,为西北林业献计献策。1953年大区撤销,韩安退职。1956年迁居青岛,曾被选为山东省政协委员。他因患脑血栓,一直未能参加政协活动。1959年春又移居北京休养。1961年脑病复发,于1月31日谢世,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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