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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朝桓温历史评价

    本名:桓温,别称:桓宣武、桓征西,字号:字元子(一作符子)

    桓温(312年-373年),字元子(一作符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龙亢镇)人。东晋政治家、军事家、权臣,谯国桓氏代表人物,东汉名儒桓荣之后,宣城内史桓彝长子。桓温是晋明帝的驸马,因溯江而上灭亡成汉政权而声名大奋,又三次出兵北伐(北伐前秦、羌族姚襄、前燕),战功累累。后独揽朝政十余年,操纵废立,有意夺取帝位,终因第三次北伐失败而令声望受损,受制于朝中王谢势力而未能如愿。桓温曾在晚年逼迫朝廷加其九锡,但因谢安等人借故拖延,直至去世也未能实现。死后谥号宣武。其子桓玄建立桓楚后,追尊为“宣武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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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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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桓温总评

    桓温生活简朴,富有军政之才,很熟悉兵法,也善于用兵,但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其战绩是负多胜少,而且多数是先胜后败。桓温一生主要有四次征战,即一次西征和三次北伐。西征之役胜之侥幸;第二次北伐虽胜,但规模不大;第一、三次北伐则都是惨败而归。这有主客观二方面的原因。

    从主观上来说,桓温北伐不是真正想收复中原,而是志在立威,企图通过北伐,树立个人威信,伺机取晋室而代之。因此,他在作战中务求持重,在大好形势下常常观望不进,贻误战机。桓温确实很熟悉兵法,也善于用兵,但还不是一个出类拨萃的军事家。用兵贵在多谋善断,相机而动。桓温于此却略逊一筹。他多次在大好形势下观望不进,虽与他志在立威,无意真正北伐有关,但也反映出他用兵不善于捕捉战机,缺乏灵活性。

    从客观上来说,东晋君臣无意恢复失地,志在割江自保,又桓温权势日增,朝廷对其深怀戒心,因此其北伐得不到真正的支持。当桓温大军进展顺利之时,申胤就曾预料说:“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微,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这是正确的分析。

    桓温历代评价

    温峤:① 此儿有奇骨。② 真英物也!③ 后将易吾姓也。

    庾翼: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必有弘济艰难之勋。

    何充: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

    孙绰:刘惔清蔚简令,王濛温润恬和,桓温高爽迈出。

    刘惔: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

    在晋廷的诏书中,也对桓温大加称赞,将其比作周公、伊尹、霍光。

    古之哲王咸赖元辅,姬旦光于四表,而周道以隆;伊尹格于皇天,而殷化以洽。大司马明德应期,光大深远,上合天心,含章时发,用集大命,在予一人,功美博陆,道固万世。

    大司马因顺天人,协同神略,亲帅群后,恭承明命。云雾既除,皇极载清,乃顾朕躬,仰承弘绪。虽伊尹之宁殷朝,博陆之安汉室,无以尚也。

    桓玄对父亲大加赞赏:先臣蒙国殊遇,姻娅皇极,常欲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窃号之寇系颈北阙,园陵修复,大耻载雪,饮马灞浐悬旌赵魏,勤王之师,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有潜移之惧,遂乃奉顺天人,翼登圣朝,明离既朗,四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庙之事岂可孰念!昔太甲虽迷,商祚无忧;昌邑虽昏,弊无三孽。因兹而言,晋室之机危于殷汉,先臣之功高于伊霍矣。

    袁宏作碑铭纪念桓温:文武开业,尚父定王佐之契;宗周不竞,桓公弘九伐之勋。脱履于必济之功,忘怀于屈伸之会。高氏出乎生民,公亮坦于万物。遂复改谋回虑,策马武关;总辔丹扸之途,扬鞭终南之岭。兵产则战无全敌,劝义则襁负云集。从以悬军轻进,因蓄靡储,而豺狼惧殪,保固窟穴;乃方轨回辕,反师凯入,虽奇功大勋未捷于一朝,而宏谟神略义高于天下。公惟秀杰英特,奇姿表于弱冠,俊神朗鉴;明统备于成德,巾褐衡门,风流推其高致,忘己应务,天下谢其勋业。辅相两仪,而通运之功必周,虚中容长,而方圆之才咸得,道济而不有,处泰而逾约,可谓固天时纵,生民之杰者也。铭曰:美尽黄裳,道畅伊、吕。哲人应运,命世作辅。卓卓英风,略略宏宇。亮心高列,俊神间举。忘己济物,抚化翼世。河洛澄流,华梁卷翳。俾我仁公,弘道作镜。如何不吊,云峦落映。

    宋武帝刘裕对庚戌土断非常赞赏: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

    沈约: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桓温雄才盖世,勋高一时,移鼎之业已成,天人之望将改。

    萧子显:华夏分崩,旧京幅裂,观衅阻兵,事兴东晋。……桓温弱冠雄姿,因平蜀之声势,步入咸关,野战洛、邺。

    房玄龄在监修《晋书》时,将桓温与反臣王敦并列一传,并评价道:

    桓温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见赏通人,夙标令誉。时既豺狼孔炽,疆场多虞,受寄捍城,用恢威略,乃逾越险阻,戡定岷峨,独克之功,有可称矣。及观兵洛汭,修复五陵,引旆秦郊,威怀三辅,虽未能枭除凶逆,亦足以宣畅王灵。既而总戎马之权,居形胜之地,自谓英猷不世,勋绩冠时。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处仲而思齐,睥睨汉廷,窥觎周鼎。复欲立奇功于赵魏,允归望于天人;然后步骤前王,宪章虞夏。逮乎石门路阻,襄邑兵摧,怼谋略之乖违,耻师徒之挠败,迁怒于朝廷,委罪于偏裨,废主以立威,杀人以逞欲,曾弗知宝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岂不悖哉!岂不悖哉!斯宝斧铖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弃。然犹存极光宠,没享哀荣,是知朝政之无章,主威之不立也。

    播越江濆,政弱权分。元子悖力,处仲矜勋。迹既陵上,志亦无君。罪浮浞<豸壹>,心窥舜禹。树威外略,称兵内侮。惟身与嗣,竟罹齐斧。

    苏辙:自江南建国,惟桓温东讨慕容,西征苻健,兵锋所及,敌人震动。及宋武破广固,陷长安,所至荡定,有吊伐之风。此二人者,诚非常将也。

    杨万里:昔者谢玄之北御苻坚,而郗超知其必胜;桓温之西伐李势,而刘倓知其必取。盖玄于履屐之间无不当其任,温于蒱博不必得则不为,二子于平居无事之日,盖必有以察其小而后信其大也,岂必大用而后见哉?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十也。

    朱熹:谢安之待桓温,本无策。温之来,废了一君(海西公)。幸而要讨九锡,要理资序,未至太甚,犹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了二十分贼,如朱全忠之类,更进一步,安亦无如之何。

    徐钧:世有英明善治君,奸雄屈伏作能臣。尽忠于国人臣事,底事甘为跋扈人。

    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曾评价桓温:

    桓温用兵,伐秦至灞上,伐燕至枋头,皆乘胜进兵,逼其国都,乃持重观望,卒以取败。盖温,奸雄也,乘胜进兵,逼其国都,冀其望风畏威,有内溃之变也。逼其国都而敌无内变,故持重以待之;情见势屈,敌因而乘之,故至于败。苏子由所谓以智遇智,则其智不足恃者此也。

    温攻秦而不渡霸水,攻燕而徘徊枋头,人皆咎其不进,知彼知己,温盖临敌而方有见乎此也。温之智虽不足以禁暴定功,然其去众人亦远矣。

    桓温心迹,固不畏人之知之也,然而不获逞者,制于命也,孰谓天位可以智力奸邪!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价道:

    恶有举社稷之重,付孺子于大将之手,而能保其终者哉?王敦无边徼之功,故温峤得制之于衰病;桓温有枋头之败,故王、谢得持之以从容。

    桓温之北伐,志存乎篡也,而恶温之逆者,忌其成而抑之;……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

    晋之失久矣!殷浩废,桓温受征讨之命,败苻苌于蓝田,进军灞上,败姚襄于伊水,收复雒阳,亦壮矣哉!……其入关也,粮匮而还,其复雒也,置戍而返。说者曰:温有逆心,舍外而图内。此以刘裕例之,而逆其诈也。温之归镇,未尝内逼朝廷,如裕之为也。浩既废,会稽才弱而不足相难,王、谢得政新而望浅,非温内顾之忧也。温何汲汲焉?乃其所以不能进图全功而亟撤以还者,孤军乘锐气,快于一击,而无以继其后也。

    桓温请迁都雒阳,诚收复之大计也……温果有经略中原之志,固当自帅大师以镇雒,然后请迁未晚。惴惴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进图天下,夫谁信之?……夫桓温者,何足虑哉?慕容恪之沈鸷,苻坚之恢豁,东西交逼以相吞,而唯与温相禁制于虚声,曾不念彊夷之心驰于江介也,是足悲也!晋不成乎其为君臣,而温亦不固为操、懿者也。

    桓温抗表而伐李势,讨贼也。李势之僭,溃君臣之分也;温不奉命而伐之,温无以异于势。论者恶其不臣,是也,天下之义伸也。

    董卓推陈留之刃,司马懿解曹芳之玺,桓温夺帝弈以与简文,刘裕弑安帝以立琅邪,皆假伊、霍以为名而成其篡。

    自东汉以后,权臣之篡者,成而为曹魏、六朝;未成而败,为王敦、桓温、刘毅、沈攸之、萧颖胄、王僧辩。

    蔡东藩在《两晋演义》中评价道:

    杀江彪而报父仇,无惭孝义,轻殷浩而加鄙薄,不愧灵明。至引兵伐蜀,一鼓荡平,举四十六年之蜀土,重还晋室,此固庾冰庾翼之所不能逮,何充司马昱之所未及料也。假令功高不伐,全节终身,即起祖逖陶侃而问之,亦且自叹弗如。乃中外方称为英器,而刘惔独料其不臣,天未祚晋,惔不幸多言而中。盖古来之奸雄初起,如曹操司马懿辈,未有不先自立功,而继成专恣者,温亦犹是也,而惔之所见远矣。

    桓温之出屯武昌,胁迫朝廷,已启不臣之渐,然实由殷浩参权而起。浩一虚声纯盗者流,而会稽王昱,乃引为心膂,欲以抗温,是举卵敌石,安有不败?高崧代昱草书,而温即退兵还镇,此非温之畏昱服昱,特尚惮儒生之清议,末勇骤逞私谋耳。北伐北伐,固不过援为口实已也。

    桓温出师伐秦,蓝田一战,力挫苻氏,关中父老,牛酒欢迎,不可谓非一时杰;但进锐退速,外强中干,能败秦而不能灭秦,此贪功者之所以难成功也。

    郗超二策,上则悉众趋邺,次则顿兵河济,诚为当日不易之良谟,温两不见听,徒迂道兖州,被阻石门,师已老而屡战无功,粮将竭而欲输无道,卒致焚舟却走,仓猝退师。人谓温智,温亦自谓予智,智果安在哉?故洛阳之陷,有识者已为温咎,至枋头之败,温之咎更无可辞云。

    桓温败绩枋头,仅得寿春之捷,何足盖愆,乃反欲仿行伊霍,入朝废主,真咄咄怪事!从前如操懿辈,皆当功名震主之时,内遭主忌,因敢有此废立之举,不意世变愈奇,人心益险,竟有如晋之桓温者也。况帝奕在位五年,未闻失德,乃诬以暧昧,迫使出宫,温不足责,郗超之罪,可胜数乎?

    桓温入朝,都下汹惧,而一无拳无勇之谢安,犹能以谈笑折强臣之焰,此由温犹知好名,阴自戒惧,故未敢倒行逆施,非真为安所屈也。且当其谒陵时,满口谵言,虽天夺其魄,与鬼为邻,而未始不由疚心所致。及还镇以后,复求九锡,理欲交战于胸中,不死不止,幸有弟如冲,能修温阙,桓氏宗族,不致遽覆。

    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中评价桓温:

    如钟会、王戎、王衍、王敦、王澄、司马越、桓温、郗超、王恭、司马道子、殷仲堪之徒,并典午之罪人。

    王敦生时,固有“可人”之目,故桓温从而称之。然其意则赞敦能为非常之举,犹其自命为司马宣王一流人物云耳。

    温太真识温于襁褓之中,闻其啼声,称为英物,则其声必不雌。刘真长许为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则其雄姿可想。亦何至眼小面薄,如语林所云者?此盖东晋末人愤温之自命枭雄,觊觎神器,造为此言,以丑诋之耳。

    章太炎:宣武命世之才,志在光复,何异葛侯。但以送死事生,有忝忠贞之节,晚年复谋禅授,是以为世所讥。要之,不以一眚而掩大德,诸表疏辞气慷慨,则与《出师表》先后比烈矣。世人拟之王敦,何哉?

    范文澜:桓温是当时最有才干的野心家。

    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评价桓温:

    晋室东渡,虽云偏安,然其时叛者,实不过胡、蜀耳,胡强蜀弱。桓温之志,在于自张权势,欲张权势,必立功名;欲立功名,必先其易者;故平胡之谋,一变而为伐蜀。

    温即克长安,关中沦陷久,氐、羌多,亦非旦夕可以清定;而河北、河东,皆为犬羊窟穴,更非荆、襄一隅之力,所能扫荡也。东西齐力,犹虞不济,而温必逼废殷浩,然后出师,论其形势,实同孤军独进。事小敌如蜀,偷可用也,欲以戡定北方,则难矣。然则温之无成,亦温之自取之也。

    秦、燕兵力,实无足称,观桓温两次北伐,皆所向克捷可知。当时司、冀沦陷,寝及徐、豫,且扰及荆州北鄙者,实缘晋之大军不出,所与周旋者皆偏师,力薄而无后援耳。此十九年中,与其谓敌势之方张,毋宁谓晋人之养寇,而养寇之责,则桓温实尸之。

    桓温图篡虽急,而朝廷拒之甚坚,且镇之以静,终不为其虚声所动,盖自其举兵欲胁废殷浩以来,至于孝武之初,始终若一,非谢安、王坦之、王彪之等数人之力也。

    温据上流久,且夙怀反侧之心,其余毒,自非一朝所能消弭,故桓玄卒资之以搆逆。

    桓温距郗超之谋,不肯为赊迟之计者,则诚除图篡外无他故耳。然卒以此致败,后来图篡所以不成,亦由丧败既甚,究有惭德,不能决然自取,至为谢安、王坦之之辽缓之计所败耳。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岂不信哉?

    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评价:

    桓温以北伐为手段,以篡夺为目的,把由于北伐而增进的实力和威望用之于篡夺,所以不会尽心力于北伐,也无意久事中原。这就是说,桓温的政治野心限制了他的北伐活动,使北伐活动得不到广泛的支持。而且,其时北方民族关系混乱,任何北伐战役的成果都无法得到巩固。这是形势使然。桓温北伐意义颇为有限,战略上说来最多只能起以攻为守的作用,把混乱的民族斗争限制在北方,不使它蔓延到江东来。从战略上说,交战状态中的一方如果完全没有进攻能力,也就难于防守。不过在这种战略作用的发挥方面,在北伐行动的坚决性方面,桓温北伐无法与祖逖北伐相比。

    桓温所获北伐战争的战役胜利,毕竟有积极作用。而桓温对晋室态度问题,也并非毫无意义。东晋的稳定在当时必须建立在多数士族支持的基础上,这是江左安危的大局,不能轻易破坏。桓温死后十年发生的淝水之战,其胜败所系就是证明。此时由桓温代替晋室,和数十年后由刘裕代替晋室,其基础、条件、意义和后果毕竟是大不相同的。桓温在最后时刻接受了王、谢等大族的裁决而未妄动,这是桓温的有识处。

    纵观桓温一生,我们看到这个据史籍说是不惧遗臭万载的人,行事却相当持重。他始终高唱北伐以保持政治优势,但他自己却在一段颇长的时间内引而不发,不贸然行事。他蓄意消灭对手,但并不单纯诉诸战争,而是以北伐丧师失地为罪名,并且几乎都采取欲取先与的手段,一步分作几步走。他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的职位,却不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全局,因而不敢在京城久留。……桓温处大事谨慎,其所行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与桓玄毕竟大不一样。

    亵读司马氏皇权,觊觎皇位而又谨慎行事的桓温,终于不逞其志,抑郁而死。这除了枋头之败望实俱损的原因以外,更在于门阀政治此时还具有约束力量。门阀政治,即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是不允许桓温破坏的。回顾历史,当年王敦面临的局势就是这样。王敦再下建康,改变了初衷,要求以王代马,破坏门阀政治,因而遭到大多数士族的反对。桓氏权力的积累,虽已超过当年的琅邪王氏,但仍慑于门阀政治格局而趑趄不前,不敢断然措置。桓温何尝不想独吞天下,但他却又不敢彰明较著地破坏共天下的局面,怕因此引起其它门阀士族合而攻之。

    柏杨在《柏杨曰》中评价桓温:

    桓温被称为一代枭雄,见识和才干,在晋帝国群官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但这只能证明当时将相,全是草包,不能证明桓温真是第一流人才。他最大的缺点是在需要作最后决定时,却丧失孤注一掷的胆量。

    桓温似乎只有一次大胜,但征服成汉帝国时的那次大胜,却出于部属对号令执行的错误,当他下令撤退时,部属竟击起进攻的战鼓,因错得福。可是,错永远是错,说明他在面对难以预测的情况时,总是逃避。以后的灞上之役、枋头之役,无不失利,原因全都在此。在灞上,跟长安相距咫尺,他不敢挺进;在枋头,跟邺城也相距咫尺,他也不敢挺进。两次溃败,都不是因为攻击,而都是因为撤退。为什么他不敢攻击?主要的是,他的胆量不够,在必须冒险时,却出奇地畏缩。

    桓温显然渴望篡夺政权,无奈,他虽有篡夺政权的决心,却不敢篡夺。十四任帝司马昱卧病,一夜之间,发出四次诏书,征召桓温进京,这是上天赐下的篡夺良机,桓温竟然拒绝,使人怀疑他的智力商数。他之所以拒绝,由于他的恐惧,恐惧掉进陷阱。因为他无胆,所以在节骨眼上,也就无能。桓温终于放弃晋帝国帝位,不是力量不够,而是他对自己的必胜把握,没有自信;而自信,正是英雄事业的必要条件。所以,桓温不能称为枭雄,不过一个较王敦略高一筹的饭桶军阀而已。

    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的《中国历代战争史》中评价桓温:

    桓温乘蜀汉之弱劣,轻兵远袭而灭其国,此不仅显示桓温果决与魄力之将才,其行动与识力之优越,亦有足称者,故自东晋在江南建国以来,论将才除王敦、陶侃外,实无出其右者。

    桓温伐秦伐燕,均以谨慎而功败垂成。其伐秦时,大军已进至灞水,时虽运粮不继,欲待秦麦熟以为资,又为秦坚壁清野所阻;但若初至白鹿原时,挟其屡胜之威,乘秦在长安南郊守备未定之际,迅速突进,则长安或可破也。及其伐燕时,初则不敢采用郗超之计,自高平郡渡济水越黄河直趋邺都,继又兵至枋头,逡巡迟回于黄河高岸之上而不敢进,既失锐进之气势,又予燕以准备抵抗之余裕时间。凡此,皆由温过度谨慎所致也。

    桓温乃王敦之俦,于殷浩被黜后,遂专兵政大权,因有更张之计。盖晋室之不振,早已失尽人心,凡具有雄才之英豪,皆有取代之志;况以长江上流荆州之形胜,与政制之积习难反,遂造成晋室长久之不安,乃势使然也。及桓温既掌军事大权,伐秦之后又并政权而掌握之,乃有进而谋图更张晋政之计矣。职是之故,温因先谋立威于国外,故其两次北伐,慎又慎之,盖恐挫损威望也。郗超之进计,所以不用者,即以此故,桓温北伐之所以功败垂成者,亦以此故也。

    宗白华:枕戈待旦的刘琨,横江击楫的祖逖,雄武的桓温,勇于自新的周处、戴渊,都是千载下懔懔有生气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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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平寰宇记·河东道七》客观存在邑县条下记:“蚩尤城在县南一十八里……其城今摧毁”。故安邑县治在今山西运城市安邑镇。

    关于蚩尤冢的记载,见于《皇览·墓冢记》:“蚩尤冢,在东平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三国时之东平寿张县治在今山东阳谷县寿张镇。山阳钜野县治在今山东巨野县。

    关于蚩尤祠的记载,见于《史记·封禅书》。秦始皇东巡游,封泰山,禅梁父,礼祠齐八神。八神之中,“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今山东东平县即其故治。又,《汉书·地理志》东郡寿良(张[9])县条下记:“蚩尤祠在西北(涑)[10]上,有朐城”。汉东郡寿起兵之时,“祠黄帝蚩尤于沛庭”。秦时沛县,治在今江苏徐州市沛县。沛县东境隔微山湖与山东相望。

    《逸周书·尝麦解》中,有“命蚩尤于宇少昊”之语。这里的“宇”释为“边”。于屋则檐边为宇,于国则四垂为宇。意思是说蚩尤部落曾被安排在少昊部落的边垂居住。当时少昊部落居地,以曲阜为中心。《左传2定四年》杜预注:“少昊墟,曲阜也,在鲁城内”。蚩尤在少昊之西垂。

    《述异记·卷上》云:“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不用牛头”。又云“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其俗遂为立祠”。又载:“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载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秦汉置太原郡,属并州,首县晋阳,治在今山西太原市。两汉时的冀州,地在今河北南部、山西南部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

    依上列籍记述,关于蚩尤的遗迹、遗俗、传说,历数千年之久,逮至秦汉,仍然以浓烈的色彩保存于民间。在北至河北涿鹿,西至山西太原运城,东到山东东平,南至江苏沛县的广大地区,礼祠蚩尤之俗经久不衰。按“民不祀非族”的古俗,这些地区定有为数众多的蚩尤遗裔,才能具备形成和保持这种祭祀蚩尤民俗的社会条件。这些地区在两汉时期又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腹心之地,无疑有相当多的蚩尤遗裔成为汉族成员。

    蚩尤遗裔见于载籍者,有邹氏屠氏。王嘉《拾遗记》载:“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其先以地命族,后分为邹氏屠氏”。邹姓、屠姓今为汉族常姓。

    “有北之乡”指北方寒冷不毛之地,见于《诗·小雅·巷伯》,也颖达疏:“北方太阴之气寒凉而无土毛,不生草木,寒冻不可居处”。说明曾经有一部分蚩尤遗裔被迁到北方。蒙古族学者陶克涛著《毡乡春秋——匈奴篇》,论蚩尤是匈奴在传说时代的称号,被黄帝北逐的荤粥当是蚩尤[11](部落遗裔)。司马贞《史记索隐》释荤粥:“匈奴之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周书·帝纪第一》:“太祖文皇帝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指出:“宇文氏出自匈奴南单于之裔”。

    古有仇犹国,公元前457年被晋国智伯所灭。《史记·樗里子传》记:“智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今山西盂县东北有仇犹国遗址。仇犹与蚩尤音近,其国或为蚩尤遗裔所建。

    《尚书·周书·吕刑》将蚩尤与苗民相提并论:“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说“作乱”是从蚩尤开始的,延及平民,无不以各种方式取人财物:群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以鸱张跋扈为义;作乱在外曰奸,作乱在内曰宄,强取曰夺,窃取曰攘,诈取曰矫,固取为虔。“灵”意为善,即不以善教化,而是制作刑法。指斥苗民沿袭了蚩尤之习性。时至今日,布依族仍称苗族为“布由”。布依族“布”意为“人”或“族”。在祠法上是限制成分在中心成分之后,“布由”意为“由族”亦可记为“尤族”。与蚩尤部落的他称一致。

    《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崩葬长沙茶乡。茶乡即今湖南茶陵县,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西侧。古三苗居地亦曾及于湘赣间。据《史记·吴起列传》记:“昔三苗之居,左洞庭,右彭蠡”。洞庭即今日洞庭湖,彭蠡即今鄱阳湖。因此,三苗极可能是从神农氏之裔,或即蚩尤(农部落)之遗裔发展而来的游耕农部落群。苗族普遍存在长时间远距离迁徙的传说历史。这是与其较长时间地保持游耕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分不开的。当然,也有政治和社会的原因。

    “三苗”之始见载籍,有《尚书·虞书》:“窜三苗于三危”。孔颖达疏:“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此所谓“国名”,实为部落名称。“缙云氏”是黄帝部落中的一个氏族名称,后发展为部落名称。《史记正义》案:“黄帝有熊国君,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直接指缙云氏为黄帝。《史记集解》说黄帝“亦号轩辕氏”。杜预注《左传·文十八年》:“缙云,黄帝时官名”。此所谓“官名”,实指黄帝部落的分职名称。《左传·昭十七年》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名”。即以云作为本部落以氏族为单位的军事编制(云师)的名称和该氏族所担任的部落公职名称(云名)。

    《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表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列出春夏秋冬的官名,如《周礼》,春官宗伯管祭祀礼乐,夏官司马管行政军事,秋官司寇管刑法禁令,冬官司空管工程建设。这种以云为公职名称是早期黄帝部落内部由各氏族分别担任的部落公职,至于黄帝成为部落联盟首领之后,由各部落分别担任的部落联盟公职名称,如《管子·五行》所记,则称为“当时”(天官)、“禀者”(地官)、“土师”(春官)、“司徒”(夏官)、“司马”(秋官)、“李”(冬官)。今浙江省有缙云县,其县有缙云山,相传为黄帝游仙之处。

    《广韵》释“窜”为“放也”,即流放之意。“三危”,孔安国传曰:“西裔之山”,裔指边远之地。《山海经·西山经》有“三危之山”,郭璞注:“今在敦煌郡”。汉置敦煌郡,治在今甘肃敦煌市。敦煌市东北有三危山,今置三危镇。《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戎”本意指山间谷地,用以指人群,意即居于山间谷地之人,今之所谓“山地民”是也。“西戎”即西方山地民。今日黔西北苗族流传的古史传说,言其祖先原住积石山以西,从日没方向移到积石山,经过若干代的长途迁徙,渡过黄河,到了长江中游一带,最后进入西南地区。[13]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敦璞注:三苗之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驩头又作驩兜,见《尚书·舜典》:“放驩兜于崇山”。又作驩兜,见《史记·五帝本纪》:“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崇山在今湖南大庸市西南,此地属武陵山区,行政建置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综合汉文古籍记载,蚩尤是中国原始社会末期活跃在今河北山西及山东西部的一个农耕部落名称,即该农耕部落酋长与部落民之共同名称。蚩尤部落为神农氏氏族后裔,属炎帝部落联盟。传说蚩尤部落善长于金属冶炼和制造兵器。蚩尤部落与黄帝部落争战失败,其遗裔大部分留居中原。据《管子》所记,蚩尤部落加入了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并在其中担任了重要公职。《拾遗记》载,邹氏、屠氏为其遗裔中可查之姓氏。

    蚩尤部落中一部分迁到北方,与荤粥(匈奴之别名)有族源关系。

    蚩尤部落中的南迁者,与苗民、三苗有族源关系。三苗来源呈多元性,除蚩尤遗裔之名,尚有黄帝缙云氏之后,颛顼氏之后等。

    从关于蚩尤和三苗传说的记述中,可以看到中华大地上,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间由汇聚、争战、融合、迁徙待环节所构成的大规模的搅拌运动。这种搅拌运动造成了中华其中某些在起源形成阶段就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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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汤家族背景

    商族兴起于黄河古道下游的商丘。商部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这个部落的始祖叫契。传说契的母亲简狄洗澡,忽然发现燕子下了个蛋,吃了以后便怀孕生契。所以古代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

    夏朝自孔甲继位为夏王以后,“好方鬼神,事淫乱”(《史记·夏本纪》),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猎玩乐,使得人民怨恨,诸侯反叛。由于国力衰弱,也无法控制各诸侯国势力的发展。

    在夏朝的诸侯方国中,商国自上甲灭有易以后,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农业和蓄牧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促使商族由氏族制过渡到奴隶制。为了向外发展势力,掠夺更多的奴隶和财物,在上甲微到主癸的六个商侯时,曾两次迁徙,一次是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一次是由殷又迁回商丘。到了主癸时,商国已是一个具有国王权力的大诸侯国了。

    商汤统领商国

    主癸死后,由他的儿子汤继位为商侯,仍建都商丘。

    商国从始祖契开始,到汤的时候已经将都城迁了八次。商汤继主癸作诸侯时,夏朝的统治者是桀,他骄侈淫逸、宠用嬖臣、暴虐无道,对民众及所属方国部落进行残酷的压榨奴役,引起普遍的憎恨与反对。夏朝的统治风雨飘摇,国势渐衰。商汤为了准备灭夏,在夏桀十五年,将商国的国都由商丘(今河南商丘睢阳区西南)迁至亳(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西南)。汤在亳这里营建新国都、积蓄粮草、招集人马、训练军队,为灭夏之战创造有利条件。本来商国曾被夏王朝授与“得专征伐”的大权(《史记·殷本纪》、《集解》),他要征伐谁可以不经夏王的批准而有权出兵。但是汤准备征伐的并不是一般的侯,而是统治全国的夏王朝。商汤时,商国地域不过七十里,他为了削弱夏王朝的势力,排除灭夏的障碍,争取更多的诸侯反夏,首先就从商国的邻国葛国开始,葛国是夏桀的耳目,紧邻商国的西部,是阻挡商汤西进攻夏的第一个障碍,商汤第一个就消灭了葛国。

    商汤卧底斟鄩

    商汤与有莘氏通婚后,运用贤臣伊尹和仲虺为左右相,以亳(今

    河南商丘市谷熟镇西南)为前进据点,积极治国,准备灭夏。

    商汤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争取民众和与国的政策,开展了揭露夏桀暴政罪行的政治攻势,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在军事战略上,他在贤臣伊尹、仲虺的有力辅佐下,巧妙谋划。

    伊尹向汤出谋,由他亲自去夏王都斟鄩(今河南洛阳偃师)住一段时间,观察夏朝的情况。汤准备了方物(土特产)、贡品,派伊尹为使臣去夏王都朝贡。伊尹带着随从、驾着马车、驮着方物、贡品来到夏王都。伊尹在夏都斟鄩,取得夏王妃妹嬉的宠信。三年后的一天,妹嬉对伊尹说,桀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两日并出,相互搏击,一日胜,一日不胜。伊尹认为,这是灭夏的时机到了,迅速回到商国的都城亳(今河南商丘谷熟镇西南),告诉了商汤。

    伊尹向汤献计说:“夏自禹建国以来,已经历四百多年,夏王是天下尊崇的共主。虽桀暴虐无道,民有怨恨,但在诸侯中仍有威信,故不能很快伐桀,只有等待时机再行动。”于是伊尹和仲虺商议后,向汤献了一策,就是不能急于出兵伐桀,还要蓄积更大的力量,继续削弱拥护夏王朝的势力,等待时机。汤接受了伊尹的主张,做了积极的准备。

    商汤发兵被俘

    时逢百年不遇的大旱,商王国赤地百里,但商汤决定发兵。夏桀举行盟会

    ,有缗国未到,并且公开叛乱。夏桀决定先灭有缗,再灭商。与有缗的战争使夏桀尽失精锐之师。

    自夏桀灭有缗氏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在夏王朝的诸侯、方国中,虽然叛离者不少,但拥护夏王朝的也还不少,忠实于夏桀的也不是没有。在东部地区就有三个属国是忠于夏桀的:一个是彭姓的韦(今河南滑县东),一个是己姓的顾(今山东鄄城东北),一个也是己姓的昆吾(今河南境内)。这三个夏属国的势力都不小,他们所处的地区又与商较近。汤灭葛以后,又征服了一些不归顺商的诸侯、方国,所谓“十一征而天下无敌”。但这三个方国执意以商为敌,他们监视着商汤的活动,还经常向夏桀报告。

    汤和伊尹、仲虺决心除掉这三个夏桀的羽翼。夏桀二十二年,就在准备进征韦时,夏桀得知汤还在继续征伐诸侯,扩大商的势力,于是派使臣至商国召汤入朝,汤没有拒绝就带领随从来到夏王都。夏桀得知汤已来到,就下令将汤囚禁在夏台。

    商汤夏桀释汤

    夏桀二十三年,伊尹和仲虺得知夏桀将汤囚禁起来以后,就搜集了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献给夏桀,请求释放汤。夏桀是一个贪财好色之徒,看见商送来的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非常高兴,也就下令将汤释放回商。夏桀囚汤之事在诸侯、方国中引起了更大地恐慌,纷纷投奔商,愿助汤灭夏,同一天就有五百个诸侯到汤那里去任职。汤回商以后,被囚禁的痛苦经历使商汤更坚定了灭夏的决心。

    商汤挥师西进

    见叛夏归商的人愈来愈多,就和伊尹、仲虺商议征伐韦国和顾国的事。经过一番谋划和准备之后,汤和伊尹就率领了助商各方的联合军队,先对韦国进攻。汤率大军压境,韦连求援都来不及,很快就被商军灭亡。韦国被灭,顾国势单,汤接着又挥师东进,乘胜也将顾国灭了。韦、顾二国的土地、财产、人民尽归商所有。

    商汤商灭昆吾

    夏桀下令罢兵不征伐商,可是一年之后,昆吾的夏伯自恃其能,率军向商

    进攻。伊尹见昆吾死心塌地效忠于夏桀,一心与商为敌,就请汤率军迎战昆吾。一战而大败昆吾军,再战而杀夏伯灭昆吾,并昆吾土地、入民入商。汤还采纳伊尹的建议,停止朝贡夏朝以试夏桀的实力。消息传到夏都,桀召九夷之师攻商,商汤见桀还能调动九夷族的兵力,知道夏的势力还很强大。商汤知道时机不到,就马上向桀请罪,卑辞厚礼表示臣服,恢复进贡,去掉了桀心中的芥蒂,赢得了等待时机的时间。一年后,因桀反复无常,昆吾又是助桀为虐,与商为敌,九夷的首领们也看出夏桀不会长久,就不听调遣。九夷族忍受不了桀的残暴统治,纷纷叛离,使桀的力量大为减弱。

    商汤兴兵伐夏

    夏桀的贤臣关龙逢多次进谏,桀甚为愤怒,将关龙逢处

    死。太史令终古把占卜的凶兆,哭泣着送给桀,桀不屑一顾。终古逃到商国,商汤大喜,将此事遍告诸侯,商汤就选择了这个有利时机,开始做灭夏的准备。

    公元前1666年,商汤在景亳(今河南商丘北)誓师,宣告夏桀的罪行,商汤正式兴兵伐夏。汤和仲虺、伊尹率领由七十辆战车和五千步卒组成的军队西进伐夏桀。夏桀调集了夏王朝的军队,开出王都。夏商两军在鸣条之野相遇,展开了大会战。

    会战开始之前,汤为了鼓动士气,召集了参加会战的商军和前来助商伐夏的诸侯、方国的军队,宣读了一篇伐夏的誓词,称为“汤誓”。商军经汤动员以后,士气大振,都表示愿意与夏军决一死战。两军交战的那一天,正赶上大雷雨的天气,商军不避雷雨,勇敢奋战,夏军败退不止。夏桀见兵败不可收拾,就带领五百残兵向东逃到了三㚇(今山东定陶北)。三㚇是夏王朝的一个方国,三㚇伯见夏桀兵败逃来,立即陈兵布阵以保夏桀,并扬言要与汤决一死战。汤和伊尹见夏桀投奔三*,即摩师东进。商军和三*军在(成耳)(今山东汶上北)交战,结果商军打败三*军,杀了三㚇伯,汤将夏桀流放在南巢的亭山,商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夏桀就忧愤病死在亭山。

    汤和伊尹为了彻底消灭夏王朝的残余势力,又率军西进。因为韦、顾、昆吾和三*这样一些较有势力而又忠于夏的方国都被商汤所灭,商军在西进的路上就未遇到大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夏都斟(寻耳)。夏朝的亲贵大臣们都表示愿意臣照于汤。汤和伊尹安抚了夏朝的臣民后,就在斟(寻耳)举行了祭天的仪式,向夏朝的臣民们表示他们是按上天的意志来诛伐有罪的桀,夏后氏的“历数”(帝王相继的世数)已终。这就正式地宣告了夏王朝的灭亡。汤先征伐韦、顾两国,然后灭昆吾和夏桀。

    汤和伊尹在夏王都告祭天地以后就率军回到了亳(今河南商丘谷熟镇西南)。这时期商的声威已达于四方,各地的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的酋长们部纷纷携带方物、贡品到毫来朗贺,表示臣服于汤。数月之间,就有“三千诸侯”大会于亳(《逸周书·殷祝》)。

    商汤建立商朝

    汤经过二十年的征伐战争,灭了夏王朝,统一了自夏朝末年以

    来纷乱的中原,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所及,远远超过了夏王朝。汤灭夏后奠定了商王朝疆域的基础。由于商汤以武力灭夏,打破国王永定的说法,从此中国历代王朝皆如此更迭,因而史称“商汤革命”。

    汤对前来朝贺的诸侯皆以礼相待,汤自己也只居于诸侯之位,表示谦逊。“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史记·殷本纪》)。也就是在“三千诸侯”的拥护下,汤做了天子,告祭于天,宣告了商王朝的建立。

    汤建立商朝后,对内减轻征敛,鼓励生产,安抚民心,从而扩展了统治区域,就连远居黄河上游,氐人、羌人部落都来纳贡归服。

    商汤百岁而崩

    汤十九年至二十四年,连续五年的大旱,粮食绝收,汤亲自在

    国都旁的桑树林里祈祷,不多时大雨乃至。

    汤二十五年,商汤命伊尹作《大濩乐》。初巡狩,定献令。

    汤二十七年,商汤迁九鼎于商邑(今河南商丘)。

    汤二十九年,商汤百岁而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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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康丁在位期间,继续对西方的羝方、系方等方国部落进行征伐,也未能将其降服。康丁晚年信巫教,使巫教势力大增,已经危及到王权。

    他在位时,羌方在今陕、甘一带重又崛起,屡犯商王朝,常使商戍军遭到很大损失,成为商王朝欲用兵的重点。商王针对羌方武装力量强悍等特点,战前进行了全面的谋划和布置,一面命戍军暂避敌锋,待机而动,一面组织精锐部队适时增援抗击羌方进犯。由于采取积极防御策略,康丁时抗击羌方的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擒杀羌方伯,占领羌方部分土地,并派出与王族关系密切的逐、何等五族戍守。但羌方并未被攻灭,成为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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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祖父:周共王姬繄扈父亲:周懿王姬囏儿子:周厉王姬胡孙子:周宣王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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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道微缺姬瑕,周康王姬钊嫡长子。康王二十五年(前996)周康王去世,姬瑕即位,是为周昭王。中国第一个见于史册的治世成康之治后,西周王朝应该迎来一个盛世,但此时西周王朝的执掌者却“王道微缺”。周昭王十四年(前982)夏四月初八,镐京突然出现反常的自然现象,河、井、泉、池里的水同时泛涨,井中的水竟然溢出井外,紧接着宫殿和民宅山川大地都摇晃起来。夜里有五色光气入贯紫徽星座,遍于四方,尽作青红色,天空竟然看不见二十八宿 。古人认为天象和人间为表里,王道缺失才招致异象叠生。如果说所谓天象只是古人迷信无知,那么周昭王处置国事的态度就是确证无疑的“王道微缺”。周昭王十四年秋七月,鲁国发生政变,鲁侯之弟姬沸杀死兄长鲁幽公姬宰夺取侯位,自称魏公。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周昭王竟听之任之,既不发兵征讨,也不兴师问罪,致使天下恃强凌弱的现象屡屡发生,朝纲由此偏斜。东夷之战周昭王十六年(前980),昭王率军对东夷各国(今山东、江苏、安徽一带)进行军事威慑。东夷是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西周初年,这些方国部落对周王朝时服时叛。经周公、周成王东征,周势力达到今山东境地,淮夷、徐夷仍倔强不服。是年,以楚为首的方国部落进犯周朝疆土,周昭王集结大军,南征楚荆。为稳定后方,先向东夷进兵。各夷国见众寡悬殊,纷纷归顺。至周昭王伐楚时,东夷南夷有二十六邦国前来臣服朝见。东夷之战加强了周王朝对东夷诸国的控制,孤立了荆楚。昭王伐楚据《竹书纪年》记载,昭王伐楚,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周昭王十六年(前985),周昭王“伐楚,涉汉,遇大兕” 。一般认为此次战争与上述《墙盘》记载相同。周昭王领军渡过汉水,深入荆楚一带,渡汉水时还遇见“大兕”(犀牛)。第二次,周昭王十九年(前982),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周军渡汉水时,阴风骤起,气候恶劣,将士惊恐,军队损失严重。第三次,“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 。据鲁纪年推算,此时为周昭王二十四年(前977)。此次伐楚声势浩大,陕西扶凤出土的“墙盘”铭文记载:“弘鲁召(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但结果全军复没,周人讳言此事,模糊地说“南巡不返”。昭王伐楚与早期楚史和楚文化研究有极重要的关系,但这样一件西周史和楚史上的重大事件,却因为周人的隐讳而蒙上了重重迷雾,甚至连周昭王征伐的对象到底是谁都存在争议。根据现代学者的考证,周昭王所伐之“楚”并非“楚国(楚子)”,而是西周时期和楚国(楚子)并立于楚地的楚蛮。“楚”有二义,一是指芈姓楚国,二是指南方楚蛮。周成王十九年,楚国先祖熊绎被封为楚子,封地在楚蛮之地,因此楚国与楚蛮有交集,到东周时,楚国崛起吞并了楚蛮,两者才混为一体。在周昭王时期,楚国爵位不过是楚子,封地仅五十里,荒僻贫弱 。在这种情况下,周昭王不可能尽起六师,倾力南下攻打小小的楚子,更不会收获颇丰,大小贵族均兴高采烈地作器铭功 。而且如果周昭王果真的因为南征楚国而丧命,则周、楚必为不可解的死敌,周昭王之子周穆王不可能不报此仇,楚国更不可能在周穆王十四年还作为周朝的封国参与伐徐之役。而楚蛮在周昭王时期占据地域广大,大约在今汉水中上游的丹江地区和下游的汉东地区,且占据铜矿主产地铜绿山。在先秦时期,铜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政治、经济、战争等方方面面都广泛需求。楚蛮虽然人数众多,分布广泛,但始终没有如从前的三苗和后来的楚国一样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政治体,只是一些分散的部族,这种情形下的楚蛮正适合作为周昭王南下征伐的对象。昭王南征之“楚”为楚国的说法最早出现于东汉,王逸注《楚辞·天问》 。后世学者多信此说,口口相传代代为继,昭王南征楚国几成定论。南巡不返《古本竹书纪年》载:“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第三次伐楚对西周的军事力量打击很大,周昭王薨于汉水,全军覆没。经过春秋笔法润饰的正史对此事讳莫如深,无法获知详情。北宋时期,在湖北安陆一带出土了六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称为“安州六器”,透露了周昭王南巡的相关信息。周昭王十六年,昭王南巡亲征,征伐楚荆。为了保证进军的顺利,他任命一个姓南宫的人为统帅,一个叫中的人为先锋。中带领军队联络汉阳的姬姓诸侯,为大军开路,并在邓国和曾国为昭王准备行宫。一路上得到了汉北各姬姓诸侯的支持,军队人马更加壮大,很快深入江汉腹地。原来臣服于楚荆的大部族、小方国纷纷归顺。中的先头部队到达长江,后军随后赶到,王师攻占了鄂部驻地,大军沿汉水东岸南下,到达长江边后,昭王留下一支人马在江北守卫渡口,自己亲率大军渡江南下。扬越的鄂部将主力退缩到南面的大山中,昭王占领了铜绿山。然后昭王渡江北上,在唐国(今湖北随州西北)大会汉阳诸侯,论功行赏,给先锋中很多马匹和铜材,元帅南宫也得到了很多赏赐。后来,中用昭王赏赐的铜材铸造了一批青铜礼器,并在上面刻上了文字,记载此次战争和他所得到的赏赐,昭王给贵族们分发一些铜材,然后将大量铜材运回。这些铜材多被用来铸造青铜器,其中就包括上述的安州六器。周昭王占领铜绿山后,留下了少数王师镇守铜绿山,率领大部队返回。然而,鄂部一听周军主力已经撤走,又夺取了铜绿山,昭王决定再次亲征。周昭王十九年,昭王率大臣祭公等,以戍卫镐京的西六师再攻楚荆。开始时形势很好,周军从唐国(今湖北随州北面)出发,经过厉国、曾国向南顺利推进。为了壮大声势,昭王还派出使臣到长江中游的大小邦国,争取支持。昭王本人则率师沿江而上,直抵夔国边境(今湖北秭归)。然而回师汉水时,周军却遭到了楚荆部队的强烈抵抗,又遭遇了异常天气,全军覆没。姬瑕二十七岁即位,在位执政虚记二十年,卒于昭王十九年(前977),终年四十六岁,尊号周昭王。古书上说“仪容恭美曰昭”,故谥号昭王。周昭王崩后没有向诸侯告丧,宗室诸侯拥立周昭王长子姬满继位,是为周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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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贪图财利姬胡,姬姓,名胡,是周夷王姬燮之子。周夷王十六年(公元前879年),周夷王去世,姬胡继位,是为周厉王。周厉王继位后,贪图财利,亲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谏周厉王说:“王室恐怕将要衰微!那荣夷公喜欢独占财利,却不知大祸临头。财利,是从各种事物中产生出来的,是天地自然拥有的,而有人想独占它,那么祸患就多。天地间生成的一切事物,人人都可以分享,怎么能一人独占呢?一人独占必然招致天怒人怨,却不知防备大祸患。荣夷公用财利来引诱您,君王您难道还能长治久安吗?作为君王,应该是开发各种财物分发给上下群臣百姓。使天神、民众和万事万物都能得到所应得的一份,即使这样,还要每日小心警惕,恐怕招来怨恨。所以《颂诗》说:‘我祖后稷文德盖世,功高能够与天神相配,你使民众自立生存,没有谁不以你为标准。’《大雅》上的诗篇也说:‘普遍地赐福民众,成就周朝天下。’这不正是说要普遍地分配财物,而且要警惕祸难来临吗?正是因为这样,先王所以能建立起周朝的事业,一直到现在。而如今,君王您却学着独占财利,这怎么可以呢?普通人独占财利,尚且人们还称他为盗贼,如果一个君王这样做,那么归附他的人就会减少。荣夷公如若受到重用,周朝肯定要衰败。”周厉王不听劝谏,还是任用荣夷公做卿士,掌管国事。厉王止谤周厉王暴虐成性,奢侈专横,百姓都公开议论他的过失。召公劝谏说:“百姓不能忍受暴虐的政令!”周厉王大怒,找到一个卫国的巫师,让他来监视那些议论的人,巫师告谁议论,周厉王就杀掉谁。这样一来,议论的人逐渐减少,但同时诸侯也不来朝拜。周厉王三十四年(公元前845年),当时周厉王更加严苛,百姓没有谁再敢开口说话,路上相见也只能互递眼色示意而已。周厉王见此非常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百姓对我的议论,百姓再不敢有怨言。”召公说:“这只是把他们的话堵塞回去而已。堵住百姓的嘴巴,要比堵住河流的害处更严重。水蓄积太多,河流一旦决口,所伤害的人一定很多;不让百姓说话,道理也是一样。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河流,使流水畅通;治理百姓的人要开放言论,使百姓敢说话。因此天子治理国政,要使上至公卿、下到列士都能进献讽喻朝政得失的诗篇,乐官进献所映民情的乐曲,史官进献前代得失利弊的史书,太师进献有劝戒意义的文辞,然后由盲人乐师朗诵和宣读。百官可以直接进谏言,平民则可以把意见辗转上达天子,左右近臣要尽规谏的责任,内亲外戚要考察和弥补天子的过失,乐师和太史要负责教导、诲育天子。老臣汇集、整理各方面意见,然后君王斟酌考虑衡量取舍。这样政事施行起来就很顺当,不会违背常理。百姓有嘴巴,就如同土地有山川,人类财富用度都从这里产生。百姓有嘴巴,又好比土地有饶田沃野,百姓衣服粮食也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百姓把话从嘴里说出来,善事加以推行,恶事加以阻止,这是能够产生财用衣食。百姓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心里考虑好就去做。如果堵住他们的嘴巴,那么赞同你的,跟随你的能有几个呢?”周厉王不听劝阻。从此百姓都不敢说话。民众反叛周厉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2年),百姓不约而同起来反叛,袭击周厉王,周厉王于是逃到彘地(今山西霍县东北)。当时周厉王的太子姬静躲藏在召公家里,百姓知道后,就把召公家包围起来,召公说:“先前,我多次劝谏君王,但君王不听,所以才造成这次的灾难。如果现在杀害太子,君王不会认为我把他当作仇人而发泄怨恨吗?事奉君主的人,即使处在危险之中,也不能仇恨怨怼,即使有责怪,也不能发怒,更何况是事奉天子呢?”于是就用自己的儿子代替姬静,姬静最终免遭杀害。召公、周公二位相国共理朝政,号称“共和” ,史称共和行政。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周厉王在彘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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