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朝慕容冲著名人物介绍

    晋朝慕容冲班队

    中文名:慕容冲,别名:慕容凤皇,国籍:(西燕) 十六国时期西燕第二位皇帝

    慕容冲(359年-386年),小字凤皇,昌黎棘城(今辽宁义县)人,鲜卑族,前燕景昭帝慕容俊之子,前燕幽帝慕容暐、西燕烈文帝慕容泓之弟,母皇后可足浑氏,十六国时期西燕第二位皇帝。慕容冲容貌俊美,骁勇善战。慕容俊在位时封中山王、大司马。前燕灭亡,入秦任平阳太守。太元九年(384年),慕容冲在河东起兵,拥众两万,进攻蒲坂,被前秦将窦冲击败后,慕容冲率骑八千投奔其兄慕容泓。不久慕容泓建立西燕,同年六月,慕容泓的谋臣高盖、宿勤崇等杀慕容泓,立慕容冲为皇太弟,秉承帝旨行事,自行设置任命官员。太元十年(385年),慕容冲在阿房城称帝,改元更始。太元十一年(386年),鲜卑人都对慕容冲有怨恨,左将军韩延顺应众人心中的不满,于是攻杀慕容冲,立慕容冲部将段随为西燕王。慕容冲死后,上谥号为威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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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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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晋朝慕容冲班队

    《晋书》、《十六国春秋》都记载,慕容冲和苻晖对阵的时候,慕容冲让女人们骑着牛和马,穿着文彩衣,举着旗,手持长槊列于阵后,每个人拿着一个囊,囊里面装着土。早上,慕容冲向着郑西苻晖的军营进攻。苻晖出战,兵刃交接,慕容冲下令:“班队何在”,女人们奔竞而进,打开囊,扬尘鼓噪,一时间灰雾漫天,苻晖不能分辨慕容冲那边究竟有多少人,于是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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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曾生性至孝

    何曾性极孝,闺房私事也很严谨,从少年至成年,不追求声色享受。年老之后,与妻子相见,总是衣冠整齐,相待如宾。自己南面而坐,妻子北面再拜,然后上酒,饮酒罢即出去。一年中如此见面应酬不过两三次。司隶校尉傅玄曾经撰文称赞何曾与荀顗的孝行。

    何曾奢侈无度

    何曾尚奢豪,求华侈。其厨房所制作的馔肴,胜过王侯帝戚之家。晋帝每次举办宫廷盛宴,何曾都不食用太官烹制的馔肴,认为它们不如自己家制的味美,无法下咽。晋帝亦不恼怒,反而特许他自

    带家厨烹制的菜肴。

    何曾特别讲究馔肴的味道,不惜花众多的金钱与精力,孜孜以求美食。他每天用于饮食的钱财超过万金,即便如此,仍然感到味道不佳,说无下箸处。

    何曾虽喜好饮食,但苛求美味,以至极度奢侈,是不可取的。在当时就有人弹劾其侈奢无度,只因晋帝以为他是重臣而未问。后世则亦以他为奢侈的典型,加以批评。

    何曾外宽内忌

    何曾表面宽厚但内心容妒嫉和憎恨人,如都官从事刘享曾上奏何曾的奢侈行为,但司马炎都以他是朝中重臣而不问罪。后来何曾辟命刘享为掾,有人劝刘享不要应命,但刘享以为何曾贵为至公,不会记私仇,最终应命。但其后何曾却常因为小事而对刘享施杖刑。

    何曾亦曾参与贾充的朋党之争,虽然何曾较贾充年长,但卑下地依附贾充势力。有次贾充与庾纯酒后争论,并斥责贾充不敬长者和弑君。事后何曾议政时又贬抑庾纯,遭到正直人士非议。

    何曾知晋必乱

    何曾经常陪着司马炎赴宴,回来后告诉几个儿子说:“陛下创建了基业,并要把基业传给后世子孙,然而我每次在宴会上,却从未听他说过治理国家和图谋久远的谋略,只是说些平生的常事,他的后代恐怕就很危险了吧?他的太平基业也仅就到他个人一身而已,他的子孙真够担忧的呀!你们还可以安然无事。”他又指着自己的几个孙子说道:“你们这一辈人必秧及祸乱!”

    后来晋朝爆发八王之乱,何曾的孙子何绥被东海王司马越诛杀。他的另一个孙子何嵩哭着说:“我的祖父真是大圣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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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晋书》:桓石虔文武器干,御戎有方。古人绝哭,金革弗避,况在余哀,岂得辞事!

    详细点击:【晋朝:桓石虔】

  • 《全唐文》收录有其文章一篇:《文中子世家》。

    《全唐诗》收录有其诗作三首:《召拜御史大夫赠袁天罡》、《咏寒食斗鸡应秦王教》、《寄赠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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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鲁庄公十年(前684年),息夫人嫁给息国国君为妻。息夫人出嫁时路过蔡国,当时息夫人的姐妹嫁给蔡国国君蔡哀侯为妻,蔡哀侯说:“她是我妻子的姊妹。”于是留下息夫人见面,蔡哀侯对息夫人无礼。息侯听到此事大怒,于是派人对楚国国君楚文王说:“请您假装进攻我国,我向蔡国求援,蔡哀侯一定会派军队来,楚国再乘机攻击蔡国,可以建立战功。”楚文王听从息侯的计策。同年九月,楚军在莘地(今河南汝南县境)击败蔡军,俘虏蔡哀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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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荣历仕四朝,其性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曾五次扈从出塞。成祖誉为岁寒松柏,至宣宗时五次获赐银印(分别名为“方直刚正”、“忠孝流芳”、“关西后裔”、“建安杨荣”、“杨氏勉仁”),仁宗曾赐一银印,文称“绳衍纠缪”,朝政得失准盖此印密疏。并亲写“勿谓崇高而勿入,勿以有所从违而忽怠”一文与杨荣共勉。皇室对杨荣的优遇可谓隆厚,而他未因恃宠而骄矜,仍守其“事君有体,进谏有方”的本分。

    杨荣论事常情绪激昂,不能容人之过。但遇有别人触怒朱棣获罪时,他往往以微言劝导朱棣,从而使他们得以免祸。包括夏原吉、李时勉、刘观,都曾受其救护。

    杨荣曾对人说:“事君有体,进谏有方,是我的原则。感情用事,怀着怒火进言,从而得到祸害,是我所不为的。”所以他所受的恩宠始终没有隔阂。杨荣性喜宾客,虽然显贵也仍旧非常随和,所以士人多归向他。有人认为杨荣处理国家大事,不愧唐代的姚崇,而他不拘小节的个性,也颇像姚崇。由于其恃才自傲,难容他人之过,与同事常有过节,并且还经常接受边将的馈赠,因此往往遭人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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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1年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端猖獗和中国人民抗战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日寇为了取得侵略战争的胜利,加强了对中国沦陷区的掠夺和对解放区的进攻,集中兵力进行连续“扫荡”和“蚕食”,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消灭八路军,毁灭我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削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开始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日、伪、顽的夹击下,中国人民的抗战形势日趋恶化。

    极端困难的抗战局面,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表现得尤为突出,大青山成为全国抗日根据地中最困难的地区之一。日寇对“蒙疆”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视,把“蒙疆”的北部地区划为“防共”特殊区域,大青山就在这一区域之内。从1941年春开始,日寇为了达到其“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目的,在大青山地区推行极为残暴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施政跃进运动”。首先,对大青山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规模更大,每次“扫荡”出动兵力都在1000人以上,多时达四五千人。“扫荡”时间最少1个星期,多则一两个月。“扫荡”时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式”、“穿梭式”等手段,步、骑、车相结合,有时还配有飞机。其次,日寇还对大青山根据地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一齐进攻的所谓“总体战”。最为毒辣的是对我根据地实行封锁围困的“囚笼”政策。日寇在大青山和蛮汗山周围修筑了几十条公路和100多个据点,筑建了一大批碉堡,在沿交通要道的重要村庄分兵驻守。

    面对日寇疯狂的“扫荡”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姚喆率领大青山骑兵支队广大指战员,与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粉碎了日伪军无数次的“扫荡”和“围剿”。绥中地区是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在1941年这一年中,日寇先后对绥中“扫荡”了5次。其中最为残酷的有3次。每次日寇疯狂扑来,姚喆果断地率领部队官兵巧妙地撤离到外线,使其阴谋没有一次得逞。

    在大青山游击战争进入困难时期和日寇加紧部署大规模“扫荡”的情况下,党中央和一二○师首长贺龙、关向应对这里的局势极为关注,并为大青山骑兵支队增调力量。1941年秋,姚喆奉命到延安和晋西北汇报工作,朱德和贺龙当面指示:大青山斗争要作长期打算,要搞好军事隐蔽,麻痹敌人,保存革命力量,坚决达到坚持这个战略要地的目的。根据大青山环境恶劣、干部牺牲较多的实际困难,在当时各抗日根据地干部都缺乏的情况下,党中央一次就从延安抽调200多名干部,随姚喆一同来到大青山,使大青山根据地的干部队伍及时得到补充。

    姚喆根据敌强我弱的总形势明确提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有利就打,不利就走。”他指挥部队充分利用自己熟悉的地形和山地便于游击活动的特点,不断变化战术:当敌人分区、分阶段“扫荡”时,就指挥我主力向未“扫荡”地区转移,使敌人“扫荡”扑空;当敌人分数路同时进攻,实行全面“扫荡”时,就率领队伍迅速钻空子由内线跳到外线,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歼灭其一路或其少数部队;当“扫荡”之敌兵力过大,难以找到歼敌机会时,则将部队化整为零,分路突围,进入敌人力量达不到的空虚地带和敌据点附近隐蔽活动,或相机袭击敌守备薄弱的据点。在具体战法上,姚喆命令各作战单位灵活地使用集中和分散、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相结合的各种战术,准确地选择有利时机和敌之薄弱点,采用打伏击战、夜战和长途奔袭的方法,速战速决。

    由于日寇的频繁“扫荡”和袭击,整个大青山根据地时刻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基本上每天都要打仗,有时一天打几仗。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部队指战员经常是白天上山隐蔽,夜间下山吃饭、宿营,天亮前再上山。连续几个月枪不离人,马不卸鞍,和衣而睡,抱枪而眠,一有情况,立即出发。甚至擦枪时也要将零件放在一块布上,有了敌情,包起就走,上山后再装起来。由于敌军的经济封锁,部队粮食供给经常断绝,有时几天吃不上饭,只得靠野菜充饥。在滴水成冰的寒冬,由于服装缺乏,不少同志还穿着单衣,鞋子烂得不能再穿时,就将牛皮、破毡片绑在脚上走路。部队行军到了驻地,战士们的鞋、袜常常冻在一起脱不下来,耳、鼻、手、脚被冻伤是常事。在这困难的2年时间里,姚喆率领我绥中骑兵支队主力先撤至绥西,后又转移到绥南。当日寇调集重兵对绥南进行“铁壁合围”、“闪电式”“扫荡”时,他又率部来到绥西。

    1942年10月15日,日伪军6000余人,突然包围了绥西各山口要道,继而进行大规模的“梳篦式清剿”。前后几天时间,我绥西部队和党政工作人员七八百人在德胜沟、井儿沟、万家沟、白石头沟、一前晌等地被敌包围,情况十分紧急。为了解救被围困的部队官兵,姚喆沉着勇敢,率领部队与敌人进行了6次战斗,然后命令各部化整为零,有准备地分散转移。为了钳制敌人,姚喆在各部队转移后,带领教导大队埋伏于德胜沟西面。当一路200余名日寇进入沟内时,姚喆一声令下:“开火!”我教导大队指战员突然以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射击,几十个日寇应声倒地,结冰的河沟里留下侵略者的片片血迹。教导队的勇士们则乘敌混乱之际迅速转移。为减少目标,教导大队分成小分队活动。姚喆只带了一个班转移到了绥中。日寇的“梳篦式清剿”历时1个月,于11月14日结束。在我指战员们英勇顽强的抵抗下,日寇重蹈绥中“铁壁合围”、绥南围追堵截失败的覆辙,最后以计划彻底破灭而告终。在我骑兵部队主力正艰难地与日寇斗争的这段日子里,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为贯彻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加强对绥远和雁北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于10月24日决定,将绥远(大青山)与雁北(晋西北第五军分区)合并,成立塞北军分区,以姚喆为司令员,塞北区工委书记高克林为政委,统一指挥绥远敌占区和雁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同时,取消大青山骑兵支队番号,原骑兵第一、第二、第三团番号不变,原晋西北第五军分区部队编成塞北军分区雁北支队。这样,姚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绥远敌占区和雁北地区的抗日工作进一步统一和加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与后方的联系更紧密了。

    11月,晋绥分局给塞北区工委和塞北军分区发出指示信,指出:“必须对日寇大‘扫荡’后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有清醒的认识,要准备在最坏的形势下坚持工作与布置工作;要深入群众工作,实行正确的财政政策,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伪军;认真贯彻精兵简政,精简部队,保存骨干,部队中采取小连队制,组织秘密的不脱产的小武装。”遵照上级指示,姚喆在指挥部队反“清剿”的同时,将骑兵三团改编为步兵团,只留一个骑兵连,使主力更加地方化、群众化,更进一步适应敌后游击战争更加频繁、斗争更加复杂的环境。

    转移到绥中哈拉沁等地后,姚喆一方面了解主力撤走后绥中的情况,另一方面鼓励在绥中坚持斗争的干部群众认清形势,树立战胜日寇的信心。几天后,姚喆与转移至绥中的骑兵部队和游击队在黄花铺一带会合。由于绥中敌据点增多,部队不易活动,而绥西山大沟深,便于隐蔽,所以在敌人的大“扫荡”结束后,姚喆立即率机关、部队和游击队重返绥西。这时候的绥西,德胜沟等驻地已被敌人侵占,房屋被烧毁,窑洞被炸塌。姚喆命令骑兵三团团长蔡久率部队穿插到武川县西北和固阳一带

    平川活动,瞅准时机打击小股敌人。姚喆带领教导大队和部分党政干部共150余人,由骑兵改为步兵,将马匹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顶风冒雪,转移到了荒无人烟的大青山最高峰——石虎子山。

    石虎子山群峰环抱,灌木丛生,周围一二十公里没有人烟,敌人也不敢在山上设立据点。还没到11月,石虎子山早已大雪纷飞,滴水成冰。部队无处宿营,指战员们冒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拾柴烧开冻土,在山上挖出一个个不到2米长、1米宽、半米深的地坑,再在上面搭起一座座茅庵窝棚,用来避风宿营。山上风大,窝棚不能搭得太高太大,一般人都要猫着腰进出,抬头就能碰上棚顶。因天气奇冷,须经常在窝棚内生火驱寒,指战员们一个个都被熏得黢黑。

    绥西群众食不果腹,平川老百姓一块光洋买不到2斤高粱面,山区群众都是吃灰菜籽度日。部队粮食极为困难,虽然时有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送来一点粮食,但仍满足不了需要。在开始的一段日子里,每人每天还能吃三四两小米或喝点莜麦糊,后来无粮断炊,大家只能扒开积雪寻找野菜籽,没有石磨,野菜籽舂不烂,他们就用两块石板将野菜籽挤碎。尽管这样,因为野菜籽太难寻找,他们也只能多放一把雪,将野菜籽熬成粥喝。

    在这段极为艰苦的日子里,姚喆同大家一起搭窝棚、喝野菜籽粥,还踏着没过膝盖的大雪拾柴烧火。他谈笑风生,给战士们讲红军艰苦奋斗的故事,鼓励大家打起精神战胜困难。他常说:“我们决不能让日本鬼子侵占祖国的一寸土地。只要大青山还有我们的一名战士,那就证明,大青山还是我们的!”战士们看到司令员坚持在山上与大家一起战斗,并且是那样的乐观自信,都受到鼓舞,更坚定了必胜的信心。正是凭着这种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我英雄的大青山军民不仅战胜了敌人的“梳篦式清剿”和全面封锁,而且经受了严寒、饥饿和各种困难的严峻考验。

    1943年3月,晋绥军区决定调姚喆带教导大队回晋西北整训。3月13日,姚喆由绥西出发,于22日抵达偏关。

    1945年2月17日,党中央为加强绥远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绥蒙区党委,以姚喆、高克林、张达志、乌兰夫等10人为区党委委员。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胜利开幕,姚喆出席会议。会议召开不久,毛泽东、朱德决定调陕甘宁边区联防军骑兵旅增援大青山根据地,由姚喆指挥。会议尚未结束,姚喆即奉命率领骑兵旅、晋绥军区步兵第九团和第二十七团,重返大青山。7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塞北军分区改为绥蒙军区,任命姚喆为司令员。姚喆指挥绥蒙地区步骑部队,配合晋绥和晋察冀部队,对日寇展开了全面反攻,夺取了绥蒙地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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